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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故土一拍两散
作者：王昭阳
内容简介
 《与故土一拍两散》，是一个流浪者和漂泊者的自传体随笔集。80年代，作者前往美国留学，并试图融入美国，在这个异国他乡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然而，美国并不是他想象的天堂，无法满足他对身份的认同、对爱和自由的追寻。自此，他开始自己的漂泊生活，流浪于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洲等国。 作者试图与故土一拍两散，在本书中，他通过自己的所观所感所想，比较中外文化和价值的差异，大到社会现象，小到具体的人及事物，客观而犀利地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与故土一拍两散》讨论了诸如精神家园、精英阶层、转型、身份等世人普遍会感到困惑的话题，看似题目很大，却落到细节处，真实而令人信服。 作者在美国生活廿多载，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一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文字相当精致、干净，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与经验，虽然可能过于人人化， 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 何怀宏 

序


  为何失望，
  以及可以抱有何种期望？

  
何怀宏


  
我最早读到王昭阳的文字，记得是本书中的第一篇《亚裔男之忿》，当时就欣赏其文字的生动和洗练，也认真思索其中提出的问题。后来陆续在《新世纪》杂志的专栏上读到他的系列文章，几乎篇篇都有亮眼之处。其间我们在我家见过一面，虽不敢谬托知己，但我在认真拜读此书之后写成这篇序言，希望作者和读者将其视为一种也是释出我自己内心一些长久疑问的讨论和对话。


  
正像我们从书中最后一篇《制度与心》中富有感情的追忆看到的，昭阳的祖父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合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他的父母也都是当代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他不仅是文化世家的子弟，本人也可以说“得天独厚”，在1982年20岁的时候就去美国留了学。他也很早就在让许多人艳羡的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干过，在浪漫的旧金山待过，经历过前些年美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然而，在美国求学和生活多年，他却对“美国梦”或者说“美国信仰”本身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失望。后来他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中国有些方面“趋美”或者说向现代化“趋同”的社会生活的变迁大概也是让他失望的。他曾经决定放弃绿卡，彻底回到中国，但过了几个月就觉得不行，终于只能将自己定位为昔日家国的过客。倒是他后来在苏联和旧欧洲等地的流浪和情感经历，使他精神上似乎重新有了一种苏醒和希望。


  为什么失望？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变化？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些深入到美国校园或社会的年轻中国学子，不像众多走马观花者或淘金者，反而会对美国的主流社会和支配话语感到深深的失望乃至信仰破灭，转而向别处寻求，尤其是转向文学，也许有文学天赋的人容易发生这样的变化？这倒不仅是中国的学子如此，在西方，趋左的学者也是出身文学的居多。他们对美国的社会生活、体制尤其是市场，持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诺齐克曾分析过为什么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反对市场，他认为是那些在校成绩优异的学生走向市场社会之后感受到了挫折和失落。


  
这一解释可能有些简单化，但也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原因。而作者还没走进美国社会，在美国的校园里时就已经感受到一种失落了。因为这里还要加上他特有的一种身份与追求，即作为一个青春“亚裔男”的身份和对爱情的特别向往。他在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再回中国。对这个新的国家，我充满热忱与好奇”。那时候他对美国抱有一份“虔诚和真挚的心情”，“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但一旦来到美国，原先在中国的优越条件已不复存在，仅仅会读书和智商高也不易得到女生的青睐。他在北京的时候早已情窦初开，虽然美国的同学之间都彬彬有礼，但他到美国后所“遐想过的美妙事情，在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个学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没有发生”。这对作者这样一个“青春男”来说可能是难以忍受的。于是，“每个周末，每个假日，看着别人两口子亲亲热热，背着包去小火车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愤怒就无以言表。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读战争史，读毛泽东的书，并因之热血沸腾”。他说他渐渐对美国产生了“浓厚的敌意”，后来虽然在纽约期间也有过相知甚深的美国女友，在流浪欧洲之后也仍然回到美国生活，并归化入籍，但终究对美国的社会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


  
这失望的一个直接或主要起因或是因为性爱，但失望的内容却不仅于此。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呢？它是相当根本和彻底的失望，但大概也不是囊括一切的。首先大概不在于自然环境是否受到污染甚或优美，居住、食物是否安全乃至充裕等物质生活条件。甚至于问题似乎也主要不在政治和经济的基本制度和状况上。作者写道：“美国主要的问题，不是经济，或所谓‘民主不民主’；虽说发生了金融危机，尚待复苏。平心而言，美国的政府官员、地方警察和各级法院还算通情达理，不常听说格外严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国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钻牛角尖。”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大的问题。作者说：“有时意识形态无可指责，但底色逐渐苍白萎缩；有时恰好相反，意识形态僵硬甚至黑暗，但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和温暖。”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前者似乎是指美国，后者是指苏联。尽管作者的行文似乎处处显示出对美国社会生活和主流话语的全部否定，认为在美国并无真正的自由，那里的“自由”是个“恶毒的笑话”。他说：“我去了美国，然后便失却了对美国的信仰。我无法指明究竟是谁、哪个机构或组织剥夺了美国和我的自由……无论如何，2001年夏天，我终于溜出美国，窜到欧洲。这对我而言，无异于第二次解放。”


  
我们仔细阅读作者的叙述，问题看来主要是出在“感觉”上，尤其是出在对“幸福”的感觉上，因为对幸福（从文本看，其中性爱占很高甚至最高的位置）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感到生活特别乏味和没劲。问一个在今天中国已经变得好玩也好笑的问题：“你幸福吗？”那么这里的回答是“我很不幸福”。就像作者写到的：“问题是，硬件一应俱全，而你却感觉非常不好，往往还说不出是为什么，这是最糟糕之处。压抑，乏味，没劲。城市没劲，乡村没劲；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开发中产社区’，更是超级没劲。这不是笑话，那无以形容的憋闷、疏离、焦躁，还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给活活逼疯。”作者的感觉对他来说无疑是真实的，他也是格外敏感的。但这是否也是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人，或者局限一点儿，是否也是美国的新移民中大多数人的感觉？?


  
这种失望缘何而来？怎样才能生活得有味乃至有劲？对于具有浪漫情怀和才华的人们来说，动荡的年月可能是指望革命，和平的日子里大概就只能是指望艺术或者爱情了。作者希望制度体现爱心，对革命也倾注了相当的感情，当然，他同情和心向往之的不是那些最后夺得和掌握大权的“成功”的革命家，倒是那些没有“成功”甚至被杀的革命家，比如罗莎·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作者对20世纪革命之后导致的极权体制同样反感。他也不相信托洛茨基、罗莎和考茨基会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他大概也不喜欢或者说不相信资本与市场基础上的社会能长久稳定。就像他引罗莎的话所言：“柏林恢复了稳定吗？你们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稳定’建在沙滩上。明天，枪炮声再度响起；你们将吓得面无人色。一声嘹亮的号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来临：这是我，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远。”他反复谈到对一种不祥之兆的预感，甚至预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大难，说“我这代人注定了还要见证天翻地覆的改变”。


  
是的，可能会有大变，永远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但也要有所准备，这种“沉闷乏味”的生活也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很久，原因我将在后面谈到。另外，真正的革命是一定要提出某种正面的理想和价值目标的，这种价值目标是什么？我们目前的确还看不出来。要不就只是一种单纯的“大难”？或者新的价值目标要等进入了“大难”之后才会涌现？但那样的话，我们是否甚至要为此期待以至推动“大难”？而这样做是不是不仅过程的代价太大，乃至在这之后出现的结果更难忍受？


  有关爱的追求?

  
从本书文本看，在作者那里，一个中心的价值追求是爱，他正是以此为基本标准来衡量国家、制度、民族和文化的优劣的。作者写到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俄罗斯小姑娘对他说：“完美性爱是最高的境界，为之愿意舍弃一切。”他觉得这其实就是说出了他“寻觅半生的苦涩真理”。然而，他在这方面却屡屡挫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居住在旧金山时期。他说在这全美乃至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却坏到了极点。他和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很传统的美国男孩大卫，还有一位长得高大威猛、名叫丹尼斯的俄罗斯哥们儿，“却愣是在旧金山找不到女人”。


  
这可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有关。女权运动可能造就或增加了一些让男人难于亲近的“悍妞”。他说激进女权运动要重写一切性爱规则，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内心默契的细微法则，许诺让大家一起来塑造新型的、没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而他对激进女权运动、对性解放也不抱好感，认为“性的解放，并没有带来精神的成长”。他还是要在性中追求爱情，至少是一段时间里性爱对象的唯一。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解，认为“除却即将来临的生态崩溃和经济瓦解，女性的复兴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人类转型”。“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他说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成百上千种新的主义实验，真正留存下来的，靠左边的是女权加同性恋，靠右边是“市场万能”的新自由经济学。然而，这两者看来都不是他喜欢的。他说他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对男人丧失兴趣，是觉得男人都不像男人，还是觉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他不能想象，假如一座城市里的男人都病态了、颓萎了，女人还怎么能够丰润妩媚、神采奕奕。他不解：90年代“民主胜利，极权倾覆；旧金山的甜白性感妞，变成愤怒凶悍妞——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这两者之间可能确实有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那就是同属于平等的潮流，在政治上是民主，在社会生活中则是男女平等，乃至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或纠偏似的更加崇尚女权。


  
后来过了些年，他重返旧金山。感觉到在这春光明媚，本该是最浪漫、最充满爱情的城市里，咖啡馆里坐着的男男女女却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这一定是作者的真实感觉，但也可能仅仅是作者的感觉。基本的感觉不好了，可能会觉得所有碰到的事情都不对了，就像他觉得一个跑步的金发妞老远就喊“Excuse Me!”、叫人让路是“一声怒吼”一样。


  
作者说由于来到美国的“中国妞”多数想嫁白人，所以他就主要去泡“白妞”了，这自然会遇到男女、族群的双重隔阂。而如果加上“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之别，那就是三重障碍，要实现起来自然是分外艰难。作者又说：“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但自尊为什么一定要和泡妞而且是泡白妞的成功联系在一起，或者说由它来体现呢？不过，这对一个生命力洋溢的“青春男”来说可能并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浪漫情怀和富有才华的人来说可能就更不难理解。对于一个视情爱为至高价值，将艺术美与情爱美的追求结合在一起的人，可能这是命定的。或者说这就是属于他的命运，直到哪一天老得爱不动了才算。他和许多其他的“华裔男”不同。就像作者也注意到的：“我在旧金山见过的华裔男，几乎无一例外地乐观、敬业、关爱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横眉怒目的白人女权妞，不论冲谁使性子，对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厨打工仔们，总归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后者，也从不向白妞们散发哪怕一丝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击力。”这众多的“华裔男”是乐观的，看来也是对生活满意的。问题在于，一个命定的异类才子是否愿意如此生活，愿意做这样一个唐人街的华人，或者在郊区有自己住宅的高级华人白领？


  
但作者也不是没找到“白妞”中的意中人，他在美国也曾有过几个不错的情人或女友，在欧洲更有过一些和“白妞”们的美妙的情爱经历，尤其是他和萨洛美的一段可能是最为铭心刻骨的爱情。只是这所有的性爱都没有“终成眷属”或成为“一生伴侣”。如此看来，他其实并不是在情爱方面完全不“成功”。或者说，只要努力去寻找，在异族的异性中找到和自己心心相印乃至同等精神文化水准的人也不是全无可能。但为什么他还是没有“终成眷属”或保持爱情？以他和萨洛美最动情的一段经历为例，作者写道：“凭着锐利的女性直觉，萨洛美开始洞察到我在若干细微层面上对她的敷衍和应付，欲望释放后四处游弋的色眼，还有更致命的一点：最为本质和真切的内心情感中，我的冰冷盔甲和自我保护。”即他在这一深爱中还是有一种“不在场”或“不投入”，导致两人的关系最后断了。所以，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既然如此崇尚爱，为什么遇到了值得爱的人还是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结果还是让对方失望，而最后自己也失望？


  
的确，作者也深刻意识到完美性爱的性质和艰难，他说：“爱情是敞开自己。生命历程和动物直觉中最原始、率真，甚至非常羞耻的层面，赤裸裸袒露给对方。一触碰便弄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由此长出另一个稚嫩生命。不是肚里的胎儿，而是非常纤细、被不太准确地称之为‘我们’的东西。它多半只在瞬间存活，然后随风飘逝，留下漫漫一生的痛楚和遗憾。”他说“这个历程使女人更加柔韧而丰满，男人则远远未必”。事实是，爱情的失败对女性的伤害往往比对男性更大，她们在爱的过程中也往往比男性更为专注和投入，而失败之后她们所承受的也比男人更为沉重，以后也更缺乏新的机会。另外，爱情与制度、与社会有关系，但似乎也没有太多关系。在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里，爱情的成功主要和男女双方的努力有关，爱情的维系更是如此。这种维系不仅和双方的感情有关，还和生活的理性或者说智慧有关，同时责任感也绝不可缺席。


  美国、苏俄与中国

  
在本书中，有4个具有思想象征意义的地理标志：中、美、俄、欧，其中尤其鲜明的前三个。中国似乎是在离开苏联的模式而向美国的模式走，当然，它自己的某些千年历史文化和百年革命文化的自身特点也是丢不掉的。它今天也不像俄罗斯那样彻底否定自己曾有的体制。但还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从既往的事实而言，苏联曾像是中国的昨天；而从不少人的追求来说，美国则像是中国的明天。这三者之间既有关联，又存在着一种紧张。就像作者所写到的：“中国的故事、苏联的故事、美国的故事，各自源流深长，或许也暗藏杀机。”


  
作者对美国的观察和叙述自然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近30年，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最久，并且最后回到美国。他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体验，谈到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校园枪击事件、郊区生活、族群问题等。其中许多观察是饶有趣味的，当然，最生动的还是其中的一些人物：他在美国和欧洲的女友、当年的文青和愤青朋友等。在他看来，美国的族群仍然是难以融合，校园枪击案件几乎还是每年会发生，金融活动之后的价值观还是会继续导致经济危机。


  
作者对构成了“美国理想”大部分光环的美国郊区生活的评论尤其有趣。在他看来，“二战”之后联邦政府决定为大约1100万座将要兴建的单门独户郊区房提供按揭补贴，加上1956年国会通过《跨州高速公路法案》，这两个纯粹国内性和经济性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大众日常生活开始走向大面积郊区化，也标志着传统美国中小城市由繁荣转向萎缩、退化和荒芜，乃至对日后全人类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今天美国约有85%的人口居住的具有基本雷同的小草坪、停车库还有平房或楼房的郊区社区，其实是对城市和乡镇的双重抛弃。它使居住者的生活彻底依赖于私人汽车和高速公路，过分规整的居住区域同集中组合式的购物中心相互隔绝。上班和谋生的地点往往相距很远。作者认为这样的社区不可能提供奇遇或惊喜，而最根本而且无可救药的缺陷是，“它不可能给它的任何一位居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家乡感”。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待在一个这样的美国郊区社区里。的确，这里的生活基本是“在轮子上的生活”，要离开社区，不开汽车几乎是寸步难行，即便只是要打一瓶酱油。虽然不远处也有荒山原野，可即便到了那里也不能信步走去，因为就连不多的步行和骑车的道路也都是规划好了的。但我感觉，周围的多数人还是喜欢这种生活，还没得到的也趋之若鹜。作者自己也写道：“真正推倒苏联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一排一排印在明信片上的小白房子。”如果大多数人都想有一块草坪或者花园、双位车库的独立房屋，大概也只有这样的“郊区化”才能摊得开、铺得下。它带来的毛病可能还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相比住在都市的“筒子楼”或“鸽子笼”中，大多数人可能还是更愿意选择居住在这种郊区。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过于呆板雷同，席卷一切，构成一种对哪怕是少数人更愿意的生活方式的压抑甚至机会的剥夺，那也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者对美国的批评还触及了整个“现代性”更深的层面，尤其是有关数量统治和文化衰落的方面。他谈到在市场化席卷一切的情况下，社会变成了一个原子化而且虚矫做作的大众社会。每个人都必须从小学会为自己设计一个不断更新的包装和品牌。“一切集体的、物质的梦，都可以延伸、组合、重复、量化、交换。” 消费主义或物质主义盛行，“华尔街是唯一和最后的宗教。它崇拜的偶像，是无限扩张和可替换的数量，以及这个数量对时空和脆弱生命的征服”。现代社会是一种数量的统治，也是物质的统治。物质的东西是一切都可重复、可定量、可替换的。在滚滚而来的物欲面前，人们对生命的质量、对精神的东西不免敷衍，对生命质地的高贵也干脆拒斥或充耳不闻。于是文化的衰落变得必不可免。这种衰退其实不只是美国的，而是世界性的。作者说：“1990年后，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国各语种的文学艺术，似乎一下子同时失语，出现了空前的叙事危机。也许有若干零零星星的美好例外，但遮不住、挥不去整体而言夕阳西下、明日黄花的喑哑和凄凉。这种集体性失语，相对于我们这代人所经历和见证的惊人历史变化，显得多么可悲、多么不可原谅。”我虽然认为这话说得有些过分绝对，但也有基本的同感。即文化或者文学艺术总体上并没有随着经济和民主的发展而上升，反而是下降了，包括获得了较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一定政治自由的俄罗斯，其文学成就不仅远不如19世纪时，可能还不济苏联时期。


  
总之，在作者看来，“贫富极度悬殊，文化精神生活虚假凋敝，日常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极度规整、刻板、隔绝、孤寂的国度——这是今日的真实美国”。在美国，“无限度物质扩张被提炼为一种新的集体共同身份，除了大众娱乐语言、心理咨询语言，还有技术、数字和管理语言之外，在人与人之间，似乎再没别的交流形式”。而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整个世界也在趋于美国化，包括过去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作者写到，1991年“自由”的胜利，意味着人类的这一大部分也彻底臣服于这种生活方式。作者还说：“强悍和尊贵，作为人生品格，不再属于今日西方。”尊贵不好说，但美国至少还是今日西方中最强悍和野性的，至少在对外的方面。西方曾经最强悍的，甚至也追求一族“尊贵”的国家可能要属昔日的法西斯德国，他们却被西方人自己给打败了。


  
我们再来看苏俄。作者对苏联有一种留恋，苏联和美国也恰好构成一种对比。尽管他1994年夏天第一次去俄罗斯时苏联已经解体，他觉得自己还是感到了不少美好的东西。但若看他此前几年还在美国的时候从电视中看到苏联解体时就已有一种伤感，而到俄罗斯的“下车伊始”也就有一种感动。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情感首先是对美国乃至今天的中国失望的直接结果，是一种因此之故而对“异托邦”的寻求。


  
作者虽然认为斯大林的苏联是“建筑在尸骨和谎言基础上的强横制度”，但他可能对这个“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和温暖”还是估计过高。他认为有相当数量的事例表明，有一大部分苏联人民，也包括不少趣味比较高雅的青年男女，事实上接受了这个制度，并勉强建立和维持了一种单纯、质朴、草根性的小群体价值观。他说苏联人民“畏惧、蔑视、尽可能躲避，却也习惯并严重依赖这个蛛网般严密的庞大体制。他们学会最大限度地争抢并占有体制给予人民的各种许诺：免费住房、免费教育，不需要发愁的工作，需要排长队领取的优质香肠、咸鱼和奶酪”。“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像索尔仁尼琴小说里描述得那样悲壮、凄惨，他们也并不似美国‘冷战’评论家们所暗示的那样，殷切渴望多党选举或投票自由。”但这种“争抢”不正是制度带来的问题，不正是对道德和精神的侵蚀吗？如果多数人想要过的正常富足生活需要通过“潜规则”、需要通过侵蚀道德来实现，怎么会是社会深处的“明快、晶莹和温暖”呢？另外，且不说多数人，不说人们的物质生活，甚至也不说言论和政治自由，和作者类似的作为少数的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蛛网般严密的庞大体制”中是否又会真的快乐呢？故此，一种给人以普遍尊严的自由民主制度还是值得去争取的。


  
作者还认为：“苏维埃体制宣讲的某些观念碎片，经过篡改、变异，事实上浸透于最后那一两代苏维埃人的内心，比如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我虽然同意他所说的苏联，但斯大林之后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气质上还是有相当不同：新中国早期对“阶级斗争”如此强调，对“人道主义”如此厌恶，反映出内心里对某种生活旋律的厌憎，也许还有嫉妒。但是，将“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直接视为是苏维埃体制宣讲的“观念碎片”，这可能也是太理想化了。


  
当然，作者不那么着力批判旧的极权，也许就因为它已经崩溃，抑或认为它不可能再回来。而新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极权”却是更现实的危险。然而，真正的极权崩溃虽然是事实，但认为它不会再回来可还是说不定，而过于温情地怀念和赞美它甚至可能是促使它以新的、改头换面的形式回来的一种因素。


  
而对苏联1991年的“易帜”，作者可能是过于否定了。他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我没遇到一个人将其称为‘自由解放’。”但又补充了一句，“除了媒体精英，或漂游逐酷的美国混混儿”。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群流氓恶棍上台，如此而已。‘震荡疗法’、掠夺式私有化所包含的残忍与偏执，与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大饥荒并无实质区别”。“如同叶利钦许诺给无数苏联人富裕、自由和快乐。那个革命发源地气氛温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杀戮和血腥，但是拥有一份特别的、史无先例的残忍。”苏联解体之后有种种问题，但我以为和斯大林时代的极权还是有实质区别的，就像依靠暴力和谎言的极权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一元的所谓“极权”是有实质区别一样，就像根本不允许有选择的所谓“自由”和多数人选择了物质幸福优先的真实自由有实质区别一样。


  
作者不赞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他“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然而，在他看来，“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对于1991年苏联解体，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而爱是不可以强求的。但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提问：为什么会不爱了？有多少人不爱了？甚至可以问：他们曾经爱过吗？如果的确也爱过，为什么会爱，后来又为什么不爱了？


  
作者此书对中国着墨不多，但我以为他心里最耿耿于怀的其实还是中国。有一句劝告国人的话，他忍不住还是说了。他说：“我理解，中国人在追赶一个目标。根据权威的推测，再过25年，确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我有句话，憋在心里多年，一直说不出口；不忍心浇灭别人的希望，更没力量面对自己的失败和痛苦。今天，不妨就说出来：美国是个顶糟糕的国家；不谈什么外交国防，那东西另说；我指的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一生的感觉。中国人的万米赛跑，倘若以美国的彼岸作为目标，那真的不妨再想一想。现在退出竞赛，也不丢面子。我蹉跎大半辈子，当了一回美籍华人，得出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丧气结论；因为意识到生命之渺小短暂，内心的幸福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这段话对于那些以为美国就是天堂，或者认为制度好了其他一切自然而然都会好的人是很有益的一个警醒。但我也认为，这段出自他内心体验的话虽然真诚殷切，却也说得有些过分绝对，而且有将自己的感觉视为普遍感觉之嫌。既然“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作者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感觉就是多数“普通人”的感觉呢？书中其实也谈到过其他人的满足，而且是多数、大众的满足。只是这大众此时常被标以“愚众”、“蚁民”。我其实更倾向于相信，这种不幸感可能的确是一些知识分子或其他失意者的真实感觉，但认为这就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的感觉，还是有些言过其实，并无可靠的根据。我并不主张今后的中国就要模仿哪一条道路，包括模仿美国的道路，而事实上也模仿不了。中国就要是中国，它不会变成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为文化的平庸和衰落或者个人感觉的不幸，就开始重新向往甚至赞美可能导向真正的极权的那种“革命”，我以为是一件有危险的事情。


  我们可以抱有怎样的期望？

  
出路在哪里？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价值，以及什么样的个人生活？是从欧洲，从昔日苏联，从中国的民国乃至更久远的传统中综合地吸取各种因素？比方说重新发现和崇敬那结合了民国人的单纯自信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爷爷”一辈的精神性格（但作者对“通三统”又明显是嘲讽的）？或者不说“出路”那样的大词，而是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对理想的社会、对个人生活的幸福抱有怎样的期望？


  
作者今天的期望应该说有谨慎的方面。他谈到当年旧民国变成新中国，似乎有一种精神的跳跃，觉得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所有人为此都先后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成为“新人”的过程，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今天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不走苏联人的路，而改走美国人的路，甚至移民美国，也将能使自己成为幸福的“新人”。而在他的心里，他“已经和新人的幸福永久告别”。


  
作者始终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如果他来美国之初不是对美国抱有那样一种莫大的期望，他的失望也许就不会那样沉重且无法摆脱。当然，这对于中国封闭多年后最早一批来美国求学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也难免，但却最好为后来的人们所避免。今天他倾向于将“完美的性爱”视作最高的境界或衡量幸福的最重要标准，以这种“完美的性爱”作为制度的“心”，认为应该建立“爱情制度”或者说制度应该体现爱心，可能不是很牢靠，而他对文化的期望大概也是相当高蹈的。?


  
具体到国家来说，作者对于旧欧洲、旧苏联的希望也同样不很牢靠。它主要是由对美国的失望刺激而起，所以他会在1994年夏天到俄罗斯的第一天，还没怎么去体验就已被深深感动，那希望和感动可能早已经在他的心里。另外，他所亲历的俄罗斯已经是否定“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就像他所心仪的“旧欧洲”其实也正是美国文化的母体。所以，作者如果在俄罗斯和欧洲生活得再久一些，他可能会继续失望。或者说，有些漂泊的知识分子注定就是永远的不满者甚至“不幸者”。


  
这里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有一个根据人性的差异来做的一种量的区分，即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概括和引申而来的多数和少数的问题。人有差别是人的共性，而在差别中又有共性，即最根本的差别自然是个人之间的差异：人和人之间都有差别，或者说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另一方面，差别还是可以依不同范围的群体具有某种共性，从而可以概括归类。比如当我们说两性之性别的时候，就是撇开男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的个性差别，而讲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共性差别，即两性之别。同样，任何范围的族群之间也都会有一些性格和特点的差异，只是今天的人们常常因为“政治正确”而不太提这些差别，或者仅有弱势群体为了争取平等而提出和强调这些差别。


  
一个重要却往往被人忽视的差别是这样一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这种在任何时代与社会都存在的多数与少数的差异是：一个社会总有一个多数和一个少数，其划分的标准是那多数要比那少数更重视物质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而非自由，更重视奇迹而非理性。换言之，更重视物质和安全的人们可能在任何社会里都占多数。但是，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并非被物质主义所支配，因为无论中西的传统社会，几乎都是实行少数统治和等级制度，而少数的统治者常常具有一定精神性的价值追求，并使之成为支配和主导社会的追求，物质的追求反而被约束甚至压抑在一定范围内。只是到了现代社会，这一多数与少数的差别才全面浮现出来，成为严重的问题，造成紧张的冲突。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平等和走向多数统治（民主）的社会，政治精英必须顺从多数的意见，遵从民意。现代社会中人人都有权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哪怕这幸福优先和主要是物质的和经济的。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平等就意味着多数支配，不仅民主体制的社会实行多数裁决，非民主的社会今天也大致要顺应多数人的意见或者说“民意”。平等自由还意味着价值多元。但是，价值多元在一个平等社会仍会造成一种事实上的一元，也就是多数人的生活趣味占上风。你要享受自己的自由吗？那么，你也要忍受别人的同等自由，而多数人的平等自由就可能自然而然地构成这样一种偏重物质化和消费主义的价值状况。


  
作者其实也意识到了多数与少数的差异。他说：“近20年，统治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不仅仅是经济至上、物质消费至上、哈佛学位至上、华尔街至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环，是自我至上。”但这可能不只是近20年如此，也不仅是在美国。按托克维尔的观察，这一过程是早在几百年前，在欧洲就开始了。作者或还以为这是媒体、资本、政府的共谋和塑造，是它们对大众的“洗脑”。他说：“大众的洗脑，并不总需要领袖、警察或柏林墙，有更加精致、更加有效的办法。”“无须废黜百家，独尊某种单一的思想。怎么办呢？将一切意识形态、时尚和大众潮流碎片化、相对化、泡沫化，并根据广告效率最优原则，将一切信息语言加诸大众草根，雷人雷语式的脱口秀、咆哮体。这种经营模型，大体上仿照犹太国际传媒或虚拟金融。”然而，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老百姓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要求的，媒体只是顺应群众，资本亦然。连政府也可以说是顺应多数或者民意，而逆着人性的大规模强行灌输大概才能叫做“洗脑”。


  
如果这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别不可泯灭且在现代社会大规模浮现，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少数对于多数的态度。那不满的少数人该如何对待多数人呢？是去提升后者，将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而如果多数并不接受这种改造呢？那就强制他们，或者先欺骗他们？但是，正如前述，这种大规模改造或塑造“新人”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那就是一种极权。或者只是去迎合多数，甚至讨好多数？许多行动的、政治的精英，甚至观念的、科技的精英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否还是应该有一些观念的、人文的精英对此进行批评？只是这种批评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垫底，且其手段不会逾越道德的范围。这样一种对待是更悲观还是更具有现实感？但其实后面还是有一种道德感的，即一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既对别人真实也对自己真实，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准备通过强制或欺骗他人去实现——即便这种生活是我不满足甚至不喜欢的。多数与少数可能最好有一种自然分流，多数最好不要压制少数，少数也不要压制多数。他们互相尊重，正常交流甚至交易，但并不缠在一起过亲密生活或“强制”一方去追求自己喜欢的生活和价值。的确，多数即便不强制少数，仅仅作为多数也还是会有一种舆论和社会氛围的“强制性”的，这样少数就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让自己比较“心平气和”。


  
这里还有一个有关制度和极权的问题。制度毕竟永远是绕不过去的。作者说到极权者“只热爱权力，热爱从一切关系中发现权力、证明权力，证明了还要再证明，再再证明，永无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极权社会实验，遗留下的扭曲记忆、感情和身份的内心废墟，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这可能是指不要民主和法制的极“左”政治下的情形，但是他依然担心重蹈覆辙，所以他又说：“极权已经倒塌，又似乎改头换面，重新出场。对我来说，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之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它憎恶一切自然、混沌、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这无疑是一种提醒。遇罗克所遭遇到的和作者所遭遇到的无论如何不是一回事。今天的世界大国至少基本上摆脱了20世纪那种左右两翼的政治体制，中国也是如此。政府已经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束缚，正向着民主与法制的治国之路迈进，也许它无论在心理还是制度上都存有某种最早源自苏联的高度集权后遗症，权力的滥用和扩充仍然触目可见。但是我们不必悲观，这些残存的旧迹正可以作为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还任重而道远。


  
如果从多数与少数的角度观察，对“极权”或可如此界定：极权是一个或少数政治精英（或通过一个政治组织）掌握着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动员机制，是对于社会生活与个人的全方位控制。这一极权往往将一个政治领袖推到权力的最高端，拥有最大的权力，即实际是一人统治；这一领袖可能只有很少数的精英追随者，但他能够动员和联合大众，如此才能全面、严密地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故而它往往是以“民族”或“人民”之名，压制和排斥其他几乎所有的精英，包括观念的精英、其他的行动和政治的精英，以及可能从大众中涌现的潜在的各种精英。这种极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主动伤害多数，甚至冒用他们的名义，但是它却通过将国家拖入战争或饥馑，而最终使整个社会，当然也包括多数受到最严重的伤害。真正的极权会戕害除独裁者以外的几乎所有人。


  
所以，我以为我们的期望无论如何要把防止最坏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我们可能本来就不必期望过高。要坚持种族平等但不要对种族融合期望过高，要保护高端文化但不要对社会文化期望过高，要撤除对爱情的社会障碍但也不要对完美的爱情期望过高。总括到幸福，这里我们更多地要和充满各种欲望（物欲、性欲、爱欲）但自身又是有限的人性打交道，故而对总体的幸福也不要期望过高。我们尤其对政治——无论是常态的政治体制还是非常态的革命政治都不必期望过高。即便是理想的政治制度，最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健全合理的制度平台，尽量消除苦难和冲突，它并不能够确保普遍幸福，更不要说每个人都幸福了。


  
幸福也无法总是狂喜，可能就是安宁平淡的生活。作者谈到东、西柏林的人们今天还是不太来往时说：“15年前，围墙倒塌，千百万人流泪拥抱狂欢，像是已经遥远得让人无从追忆。”这种状况大概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狂欢都不会持久，长久隔绝的人们也不会那么容易重新融合，但那墙无论如何都还是应该推倒。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幸福其实是很普通的，就在许许多多的小事之中。而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幸福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种种与责任、感情，乃至一种感觉到不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看来平凡的天伦之乐。


  
各人的幸福只有各人自己知道，也需要各人自己去创造。社会怎样能让有些容易敏感不幸的文学艺术家也感觉幸福，这的确比较难办。尤其在性爱的问题上，大概注定是要有幸福与不幸之分的，因为一般的性爱注定是有某种排他性的。所以，在任何一个理想社会、任何一座城市或者国家，都不可能“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再美好的地方，大概也不会没有失恋之痛，除非对所有人有一种先定的“爱恋基因”的安排，但那是更可怕的。制度只能尽量排除那些阻止人们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却不能担保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或者所有人都得到自己的心爱。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时代中有些人更多地得到爱慕，固然会受到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但这归根结底大概也还是得由个人去决定。制度体现爱心只是因为它能创造可以自由相爱的社会条件，还有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们获得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像样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说这体现了一种爱心的话，那么这爱心实际是一种不忍之心、同情之心。


  
我们对自己的精神追求可以是不设限的，但对社会、对政治的期望却可能是设限的。我们要谨慎地区分自己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自己的愿望和他人的愿望，不要轻易将自己的感受和愿望错认为普遍的感觉和愿望。如果自己真的就是命定地属于少数，并且承认和接受自己就是少数，或许心态还能更好些，或更平静些。当然，社会也还是要有一种理想主义。一个健全且始终保有希望的社会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者生存的空间，必须要有一些人去做不懈的、至高的精神追求。甚至我们也还是要以一种信仰的态度去追求那初看起来似乎不高的对于社会和制度的期望，因为它也仍然是相当难以达到的。至于个人，当然可以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付出无限的期望、无限的努力，只要不越过侵犯他人和社会的道德界限。


  
作者的爱其实也已不再局限于性爱，他发现自己还“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他说他可以直视传媒大亨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这一种坚持是让人感佩的，个人也要为之付出某些代价。或许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最后还是可以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作者在美国生活20多年，又流浪世界多年，不仅保留了一种汉语写作的能力，而且显示出一种相当精致、干净的文字之美，这是令人欣慰甚至吃惊的。他的感觉也是很真实的，虽然窃以为其中有不少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作为我们家园的故国是富有意义的，至少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并不是天堂，制度也并非万能。它们还可以告诉那些努力奋斗、争取平等自由和法治民主的人们，必须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即要准备这一过程将相当艰巨，而且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结果，可能在某些方面又让人失望。作者写道：“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但如果有心理准备，我想也就不会那样“酸楚”了。我认为他们当中一些人还是预见到了日后的“沉闷”和冷遇的。历史并没有那样嘲讽。无论如何，这一目标还是值得努力奋斗去争取的，不仅是为了少数，也是为了多数；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社会。


  
最后，我希望作者能坚持不懈地贡献给读者那更广阔的爱恋的思想文字。总之，这是一些稀有的文字，由稀有的“异类”写成，它们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功利的世界中不那么功利的、动情的一面。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亚裔男之忿 ??


  一

  
这是一所私立小学院。几座英国式的灰楼，横七竖八排列在深绿色的山坡上。天气一热，男女学生们端着托盘，走出后门，干脆坐在草地上。姑娘们裸着脚，光着大腿，晒得发红的面孔和脖子，朝着午后的阳光。总有一两个男孩，披着长发，嘴边刻意留出稚嫩的胡须，上面沾了碎面包屑，手舞足蹈，夸夸其谈，不时引发众人的欢笑甚至尖叫。在去美国之前，我曾苦学许国璋《英语》不下6年。但是，这伊甸园式的青春对话录，我能听明白的不及一半。相比之下，萨缪尔森、宏观经济学这些词汇只相当于小学二年级。


  
那是30年前。我拖着两口破箱子，涉过积雪尚未融化的草坪。一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格外友好地给我指路。到了宿舍，我顺着走廊，寻找写着我名字的房间。两个穿着睡衣的姑娘跑来，笑容灿烂，伸手向我致意。矮个子的姑娘名叫蕾贝卡，这双微笑的眼睛，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里，给了我无尽的遐想。


  二

  
我遐想过的美妙事情，在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第一个学期，甚至第二年、第三年，都没有发生。大约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开始隐约感觉不对头。第一学期期末，我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是名校，虽然我撞狗运拿到了奖学金，但是我的四年本科生涯，很可能极其孤独、憋闷、压抑。尽管每到周末，校园里到处是摇滚乐声和狂叫声，而我交到一个小女朋友的机会将极其渺茫。何至于如此呢？看看那个大食堂就明白了。


  
学院几千人，每个学生各自为政，自由选课。同选一门课的同学，互相叫什么名字都搞不清楚，乃是常有的事。因此，除了球队和剧团，大食堂三间大小不同的就餐室成了建立和确定各人社交圈的唯一场所，也是确立学生等级关系的战略要地。很可能是这样：你是功课全A的某个发展中国家来的优等生，你的家庭甚至也不见得比其他美国同学的家庭更差，但你在学院里待到第三年，极有可能混得在食堂里还是独自一人坐在角落里吃饭。


  
并不是人们不友好。我自己也很快习惯了向陌生姑娘微笑，说声“Hi！”。空泛的热情，跟着漫不经心，顾左右而言他，眼神和注意力快速转移。我工作以后很多年，逐渐领悟到，即使是一个崇尚民主和平等的移民国家，仍然需要确立等级。既然不存在源远流长的贵族——平民的身份界定，就需要有一套特殊机制。美国社会的分级从青少年阶段开始，有着极其隐蔽且无情的竞争过程。每个孩子都得加入游戏，而划分成败的指标，绝不限于一目了然的所谓学习成绩或家庭财富。最重要的指标，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成长的孩子极难适应或理解的两项——酷和性感！


  三

  
要充分说明这个小学院食堂里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我必须为大家列一个单词表。在我上学的时候，这几个词在任何版本的英汉词典里都找不到相应的解释。然而，对它们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是勉强融入美国青少年群体生活的最低要求，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用承受太过无辜的心理伤害：


  
    
NERD：词根不详，最恰当音译当为“努耳朵”。泛指书虫，呆瓜。衣着老土，讲话咬文嚼字，胸前插了五颜六色数支圆珠笔的怪异男孩；戴深度近视眼镜，爱好自然科学的女孩。


    
GEEK：或曰“极客”，比“努耳朵”略胜一筹。在偏执特异的外表后面，夹杂着些许朦胧的原创力和聪颖。或许其中十万分之一日后有成为新版比尔·盖茨的潜力。


    
JOCK：“乔克”是也。红脸，金发，身材壮硕，爱好运动，疏于功课，爱喝啤酒，蔑视诗歌、艺术等一切娘娘腔的东西。


    
FRATBROTHERS：“联谊会弟兄”。“FRAT”乃“男同学联谊会”（FRATERNITIES）的简称，其名称一般冠以希腊字母。在一些昂贵的私立学校，联谊会体系更是大量富家子弟日后进入社会上层不可或缺的原始关系网。前总统小布什一度所属的耶鲁骷髅会，便是其中一例。申请加入联谊会，必须通过严苛的入门仪式，比如：灌几大桶啤酒；冬天裸身跳进混杂着啤酒和屎尿的大坑；在若干个小时内征集到三个以上的女生在屁股或生殖器上的亲笔签名等。


    
SLUT：“骚逼”。顾名思义。


    
DYKEBITCH：“黛珂狗逼”。怀抱性挫败感的小男生对某些女生的贬称。特指那些行为着装过分男性化、言谈举止偏离经典女性范式的女孩。

  

  四

  
在我们的大食堂里，最大的一间餐室为“乔克”，是“联谊会弟兄”和追着他们跑的“骚逼”姑娘们的专有领地。中间的餐室多为犹太孩子，是学医、学法或政治态度偏左的有钱孩子。他们有较重的“极客”色彩，又不至于完全置身于大屋子所代表的主流之外。跟他们混的女孩，介于“骚逼”和“黛珂狗逼”之间。你若贸然去了你不该去的屋子，当然没人会轰你走；但所有人的眼神和坐姿中，会有某种信息流出来，把你团团裹住，让你坐立不安。你会自知，下回还是不来为好。


  
剩下的小屋子，就是所谓“努耳朵”或“黛珂”们龟缩用餐之处了。每个沦落到小屋子里吃饭的人，都曾经在各个战略制高点之间转来转去，总也找不到组织接纳，在相似的弱势群体里寻到基本的安全和温暖。敝人在多次挣扎、寻求上位无疾而终后，终于混迹于一大群印度东南亚学工程或经济的孩子们中间。十来个男孩，几乎没有一个女孩。若是还不甘心，拒绝这最后的群体，那就只好总一个人吃饭了。


  
我后来还碰到过几回蕾贝卡，她总偎依在某个大个子运动员怀里。她仍然对我露出灿烂而且清澈的笑。“Hi!”她说。但她始终没叫对我的名字。


  
整个大学二年级，对我来说，不堪回首。每个周末，每个假日，看着别人两口子亲亲热热，背着包去小火车站，我心中的煎熬和愤怒就无以言表。我开始喜欢一个人坐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读战争史，读毛泽东的书，并因之热血沸腾。我给北京的老朋友们写信，不知该讲什么才好。我对美国的敌意渐渐浓厚，同我记忆中的北京，矛盾纠缠，破裂而残缺。


  五

  
几乎所有在美国长大的男女青少年，都必须承受这么一段格外无情的考验。关键年龄段：12岁到20岁之间；考验的场所：东、西海岸公立或私立的中学（在特定情况下，也包括大学本科的头两年）。这场是酷还是不酷的凶险竞技里的胜出者，小小年纪，便可翻云覆雨，一呼百应，享受众星拱月的明星般待遇。而那些被淘汰出局者，被众人视为“不酷”的孩子们，他们咋办呢？一句话：没人睬你，自己上角落待着去。苦海无边，四顾无岸。


  
一般而言，亚裔的男孩，在美国青春文化潜规则隐性等级的排列里，向来排名较低；或者说，通常是最低。一句话：女孩子不待见他们。那些男孩子通常学习刻苦，为人和善，可能也多了一些羞涩和腼腆。这些都不是缺点。然而，在美国特定的青少年生活大版图内，在性感竞争和酷竞争的大博弈中，这种男孩子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恐怕也还是无可争辩的弱势群体。


  
本科第三年暑假，我去纽约实习。我挤在期货交易室那群咬着雪茄、高声叫骂的犹太人中间，眼睛紧盯着面前七八个荧屏，做全神贯注状。时不时跑步去替他们买杯咖啡，或影印半张文件。夏天结束的时候，我又学会了一大堆字典里查不到的词汇，涉及荧屏上虚拟的数字，还有犹太人闪烁的眼睛。


  六

  
那年夏天，我住在和皮箱差不多大的小屋子里。工作忙，但是增长了无法解释清楚的自信。我在旧书店里发现两本书，爱不释手，买下，时时翻阅。一本是三岛由纪夫生平画册。45岁切腹自杀前的三岛依旧肌肉发达，双目炯炯有神，手握锋利的武士刀，头上裹着写有“七生报国”的细带子，充溢峻烈阳刚的杀气。另一本发黄的旧书是《我的奋斗》。书中老战犯的两句话，给我留下永难磨灭的印象，大意是：资产阶级强调理性；但是，资产阶级的情妇和女儿们，永远渴望暴烈意志对她们的侵犯和强奸；因为资产阶级灵魂的本质是虚伪和自我压抑。


  
临走之前，上司找我谈话。他秃头，驼背，戴深度近视眼镜，讲话时两手在空气中乱挥，像是伍迪·艾伦的华尔街翻版。这人是我的校友。他说，公司要并购投行，有个项目招人，只要工商管理硕士。不过，去他奶奶的，我给他们讲一声，你也去试试吧。我唯唯退出，脊背发凉，难以抑制颤抖地狂喜。


  
回学院后，我给自己设计了全新的形象。昂贵的西装上衣，却弄得脏兮兮的。领子翻起，袖管卷上，一双朋克歌手穿的黑皮靴。头上扎一根深蓝色细带子，学三岛。再去食堂，远远躲开“努耳朵”们、左派环保人士们、“黛珂”女同性恋者，以及童男子亚裔工程师、经济学家们。与任何人说话都客气，冷漠，目光锐利，不置可否。


  
有一天，我百无聊赖，重回久违的小餐室。因为去得早，四周无人。忽然，一个小个子女孩，迈着大步朝我走来，她的眼里溢出清凉的笑。发型变了，换成纽约街头白领妞考究的发式。她是蕾贝卡。


  
两年多没见，她的脸像从前一样清澈、饱满。我很想伸手摸一摸。但是，根据新的自我形象，应该保持矜持和冷漠。她显得局促，犹豫了好久，最后说，毕业后她要去纽约工作。什么样的公司呢？广告，品牌设计，她说。那好啊，我点头。然后凝视窗外，数了四秒钟，感觉火候已到。我转过头，表情不变，但换上温柔的语调：我们可以见面，一起去玩。沉默一秒，再补充，我也要去纽约上班。她两眼露出欣喜，轻轻地点头。看来游戏变了，我想。我把一张揉皱了的餐纸推向她，给了她炙热的一笑。“给我你的电话。”我提出要求，不容置疑。


  七

  
学院的最后一年，我成绩很差，差点没拿到文凭。但我过得开心，悟到并成功实践了一个真理：这是一个原子化且虚矫做作的大众社会。每人都必须从小学会为自己设计一个不断更新的包装和品牌，否则，便被边缘，被淹没。何谓酷？酷，即是装逼。装到气势压倒别人。装到忘了自己是谁。忘了，亦未必就一定是坏事。我也结识过不少愤怒的亚裔男青年，很想说一句，兄弟，我了解您的痛苦！生气没用，规则就是如此。不过，别拉着一个国家的父老乡亲为自己的心理挫折感埋单，不够男子汉，也不够酷。

居者有其屋 ??


  一

  
刘易斯·拉涅里（Lewis S. Ranieri）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擅长做意大利菜。他原本的职业志向是当一名厨师，可惜因为有哮喘病，受不了厨房里的油烟，只好半途而废。踏入华尔街之后，他继续维持暴饮暴食的爱好。在曼哈顿南端纽约大厦1号39楼交易厅正中央，有个不起眼的角落，专属于刘易斯和他的随从弟兄们，我们称之为“大胖桌”。


  
这个部门的正式名称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营销与交易部房贷债券组。这里也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金融创新和全美楼市大泡沫的总源头。在当时，1987年1月，没有谁能够真正预测到后来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份纯洁和无知应该也包括了刘易斯本人。


  
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喽啰们，刚刚从培训班结业，便被分配到不同的交易或销售组。每天清晨7点，准时到达各人的位置，旋开座位上的三四个荧光屏，摊开当日的《华尔街日报》，背熟各项关键指标，还有收益曲线的形状变化，等等。倘若与交易桌的头儿同时到达，被他支遣去买一杯咖啡，那是极大的幸运和荣耀。


  
我和莎丽·艾瑟曼一起被分配到股票交易组。那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起点。培训班里几位明星同学都去了联邦债券桌，40楼交易厅的屋顶，比我们39楼高出两倍。楼上的交易员们，一抬头便可瞻仰大总裁约翰·古特弗罗因德（John Gutfreund）的伟岸身躯。他壮硕的宽肩、闪亮的秃头、肥厚然而精悍的手指，还有夹在手指间始终燃着的雪茄，赐予我们共同的灵感、恐惧，还有骄傲。知道吗，兄弟，今天交好运了！早晨，在电梯前面，约翰给了我一个微笑。


  
过去两年，房贷债券组是全公司获利最高的交易区。不知为何，他们那一组和我们股票组并排，搁在憋闷低矮的39楼。据说刘易斯手下有些大胖子对此颇有微词，但这并不影响每周五雷打不动的暴食比赛。有一回，面孔黝黑的墨西哥外卖员拖进来价值400美元的100个大牛肉卷，在一小时内被我们的9位胖邻居一扫而空。


  二

  
2008年3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点了5个人的名，称他们为导致金融危机的“五头公羊”：前任总统克林顿、前任美国国际集团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本·伯南克和亨利·保尔森，还有已经默默无闻的刘易斯·拉涅里。事实上，捆绑型房贷债券的最早版本，应当回溯到1977年。它的原初著作权，理所当然属于刘易斯本人。


  
培训期间，刘易斯给我们上过两次课，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我记忆中，他没有多谈房屋和住房抵押贷款，而是重点解释一个称为“Fungible”的稀奇概念。在英语里，“Fungible”是一个很少使用的形容词，意思是可重复、可定量、可替换。一般而言，家庭和房子不可轻易替换。然而在美国出生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应当并且有一天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说，房子是“美国梦”的中心内涵。遵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Fungible原理，一切集体的、物质的梦，都可以延伸、组合、重复、量化、交换。刘易斯·拉涅里的天才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把美国人对未来拥有房屋的期待，转变为能够进行规模交易的浮动证券。


  
捆绑房贷债券的操作原理，像刘易斯最喜欢打的鲜红背带一样，简单、突兀、和蔼而且动人：甲借钱给乙，拿到一张借据；甲同时放款给10个人，拿到10张借据。根据还款周期、利息曲线、信用级别，甲将10张借据编排为两套组合，打个折扣，再转卖给银行丙。丙又将各处汇总来的30份组合，一共包括300份原始借据，捆绑为6个系列，打个折扣，转卖给花旗银行；花旗银行又将之再度包装，形成重新捆绑的周期和系列，卖给美国国际集团，或者接下来又转卖到三家不同的风险对冲基金……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还有两个证券市场的格言，我们早听说过，刘易斯又特意强调了数遍。大师告诉我们：第一，幻觉即现实，幻觉即利润；第二，每一分钟，生出一群大傻帽；今天的大傻帽，明天的大傻帽，100年前的大傻帽，相互之间，没有区别。换句话说，你的幻觉，成为我的利润；我的错觉，又成为他的利润。幻觉和错觉，来自人类心灵深处从渴望到恐惧的复始循环。谁都不想当那最后一个大傻帽，但我们最终无法逃脱宇宙元素排列组合加减乘除所确立的概率和运数。


  
几个月后，刘易斯风头太甚，率领众部属向大总裁古特弗罗因德伸手要权，在董事会上数次激烈斗争中颓然落败，被驱赶出门。后来自己办过几个中小规模的投资公司，据说获得了一定成功。不过，在华尔街的大擂台上，他终究未能找回20世纪80年代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蓬勃声势。刘易斯走了之后，我们股票交易桌的周围，一下子变得冷请寂静。再也无须担心四面射来的湿纸团击中脑袋，也听不见意大利厨子头发蓬乱着来回奔走，发出逗人的咆哮。


  
20年后，次贷危机爆发，震撼全球。充斥于各大跨国银行和投资基金账目的所谓“有毒资产”，正是刘易斯最初发明、推销，后来被大家争相模仿的捆绑房贷债券。当然，除了经济学家蒙代尔，很少听到有谁再提到刘易斯·拉涅里，还有他对人类金融史的巨大贡献。


  三

  
莎丽·艾瑟曼，生于1962年，“夏天之爱”前的旧金山。父母离异，她随母亲长大；搬迁过7个不同的城市；史密斯学院俄语系学士，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离开华尔街后，她是唯一与我保持联系的朋友。不敢说她是一位美女。她颧骨凸出，身材细高，骨节粗大，手势和眼光都像男人。她对我态度始终友好，这一点，在所罗门公司的女孩子中极其难得。


  
战战兢兢干了一年半，我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夜夜失眠，性欲低落。同女友分手之后，我对冥想和武术发生兴趣。长久站桩，或静静打坐，心中空无一物，灵魂重新浸润于悠远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我在公司的境遇有所改善，上司看我的目光由不耐烦转为偶尔的赞许。然而，这些良性变化于我毫无帮助。对华尔街的生涯，还有所罗门公司，我已彻底没有了感觉。每天下午，盯着荧光屏上的价目，对着嘴边的听筒，机械地报价喊价，然而心思飘到了很远很远，说不清楚的地方。


  
最后的几个星期，我明知自己状态极差，却泰然自若，心如死灰。有一天，下班很晚，我去46楼的公司餐厅吃饭，远远看见莎丽一个人坐在角落，形单影孤。我走过去，和她一起坐下。窗下是灰色的纽约港，去斯丹顿岛的渡船缓缓离岸。海面上的自由女神，闪耀着银白色的亮光。我对莎丽说，恐怕我很快会做出愚蠢的事，也许将来要后悔。莎丽说，你不必苦恼，我理解你的意思。在一起坐了很久，她跟我讲她小时候的事。最后分别前，她对我说，你怕什么？那么年轻，以后穷怕了，再回来就是。我问她，你是否穷怕了呢？她想了很久，然后微笑，点头。


  
告辞那天，一道进入培训班的几位哥们儿姐们儿请我吃饭，包括莎丽。出乎意料，大家向我展示暧昧的敬意。也许，甩手不干的念头，萦绕于我们每个人潜意识的最深处。


  
在曼哈顿的酒吧里，女孩子们一听到“所罗门”、“高盛”这几个字，眼睛都直直发亮。事实上，我们很少有空闲去品味那份优越和自豪。每日早出晚归，工作就是生活的全部。漫无止境的压力和焦灼，没有亲身体验过，根本无法想象。同事们该回去上班了，我下地铁，去火车站。他们祝愿我今后潇洒自在，顺水顺风。


  
为了自己也解释不清的缘由，我舍弃了一个待遇丰厚的职位，还有似锦的前程。随后的经历，自然包括困窘、颠沛，还有排山倒海的懊悔。然而，我始终没想到要再回去。


  
1991年，所罗门兄弟公司被指伪造客户姓名、超越指标套购联邦债券，被政府罚款2.9亿美元。大总裁古特弗罗因德黯然辞职，公司从此一蹶不振；几年后，公司被另一家投行史密斯巴尼并购，随后又转卖给花旗集团。历经80年风雨的老字号分解散伙，“华尔街之王”的宝座，让位给更加沉稳且凶悍的高盛集团。


  
莎莉一直在所罗门坚持。公司拍卖后，她转往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利率兑换组。2001年，她39岁，依旧单身。她决定彻底退出，在中央公园东边买了漂亮的大公寓，一个人住，养好几条狗。她和我已不属于同一个阶层。可是，每次我回纽约，她总能找出时间，一道吃顿午饭。


  
我离开美国，去别的国家漫游了10年。慢慢地，我找回了对金融和投资的浓厚兴趣。在我们的时代，华尔街是唯一和最后的宗教。它崇拜的偶像，是无限扩张和可替换的数量，以及这个数量对时空和脆弱生命的征服。每分钟诞生一群大傻帽，你不做多，就被做多；你想做多，却被做空。一切都可以被替换。唯有排列组合的数字和幻觉，道生万物，千古不变。


  
对冲基金“铁蝴蝶”策略，伦敦银行间拆借率，套利3.5或2.75个基点；这千千万万条无声无形无色的神秘光线，重新使我着迷。它们连接起房屋和梦想，外汇和债券，东莞的工厂，曼谷的按摩院，上海的楼市，山西的煤矿，莫斯科的“一只蚂蚁”市场；它们环绕拥抱这个让我浪迹四方的蓝色地球。但我不属于这个宗教。华尔街的祈祷方式，是大脑细胞的高速消磨；做空，做多；排山倒海的数字；充血的眼球。我是不可救药的流浪汉，无法再加入任何一种日复一日的崇拜和祈祷。我只是徒劳地怀恋那窥测的惊喜，做空的歹毒，还有穿透人类愚蠢的畅怀大笑。


  
最后一次见莎丽，她显得苍老，头发全白；对华尔街后的生活，她感到非常迷惑。她告诉我，她准备办一所被弃宠物收容所。2008年，圣诞前夕，我亲爱的、善良的朋友莎丽，因乳腺癌病殁。她没有亲人，不知是谁继承了她的资产和房产。

与汝偕亡 ??


  一

  
我不是特别能够适应高原的气候。站在那罗巴学院正中央的大院子里，我觉得口干舌燥，头昏目眩。这里是落基山脚，丹佛市往北100多公里，海拔大约2000米，雪山层叠，天空深蓝。


  
藏传佛教高僧敦珠仁波切生于1940年，1987年4月圆寂。据说，敦珠仁波切修行高深，学问精湛，然而热爱美酒女人，与无数美国女弟子有染，可算是不折不扣的花和尚。他1959年出走印度，1974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创办那罗巴学院。同老资格垮掉派诗人亚伦·金兹伯格过从甚密。


  
我走出招生办公室，迎面撞见一对男女，模样奇特。黑皮肤男人精瘦细长，两眼迸出魔术师一般的异光；旁边的白种女孩，细眉细眼，齐头短发，穿着短裤拖鞋，身高不及那黑人的腰。我们打了招呼，相互介绍。黑男人名叫兰斯洛，白女孩叫玛丽，都是加拿大人。没料到，他们俩居然都会讲不错的中文。


  
我对他们说了实话。多年前，我就拜读过敦珠仁波切上师的著作，也听说了关于那罗巴学院的种种故事。对于藏传佛教修行混合现代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我也曾经颇感兴趣。不过，我已放弃当心理医生的想法。


  
兰斯洛目光炯炯，对我长久注视，然后慢条斯理地问：为何要放弃？我看你做心理医生挺合适。我问他何以见得，他的回答毫不迟疑：这世界上，有些东西，唯有少部分人能看见，闻见，听见；我看出来，你有这种能力；当然，这种意识，一般处于沉睡状态，需要老师帮着开发和培养；还要防止走偏，有很多人，修行不成，自己倒成了心理病人。


  
我请兰斯洛给我算命。他露出雪白的牙齿，呵呵大笑，不置可否。他又说，在藏传佛教传统里，能预感某些未来的事件，并不稀奇。独自一人，到荒野里待上几天，不吃东西，慢慢会看到一些事情；有时候，感觉特别清晰；过去和将来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距离；那种感觉会让人吃不消，除非你有过严格的内心修炼。我问兰斯洛：既然看见，那能否影响或改变什么？他正色回答：可能性极小，种子早已种下，不论他人，还是自己，都很难改变。我说，正因如此，我不适合也不想做心理医生。


  
他们二人都喜欢中国，对“藏独分子”的一些时髦政治剧嗤之以鼻。兰斯洛真诚地认为，汉族是本性单纯的民族，至于关注钱财，沉湎于现世和当下，都意味着心灵世界的朴实和简单，而不是相反。遭到我的强烈反驳后，他依然苦笑着坚持己见。中国人心无旁骛，他说，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捆绑在单纯的物质性追求上，因此更坚强，也更幸福；当然，接下来会有无端的横逆之祸，天和地的大报复，等等；但这些都是宇宙的轮回，并非中国人本身的过错。


  
我们从下午辩论到晚上。兰斯洛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他特别叮嘱我，一路当心，特别是今后两三天。我不明白这家伙的意思，也懒得探究。科罗拉多州落基山脚下，波尔多市。雪山顶上，最后一抹幽暗的红光，淹没在无垠的大黑暗中。那是1999年4月16日傍晚。


  二

  
第二天，1999年4月17日，星期六。科伦拜因高中毕业舞会。


  
迪兰·克里波特接受了一个女孩的邀请。邀请他的女生名叫罗宾·安德森，几个月前，迪兰和他的另一位哥们儿埃里克给了罗宾几百美元，请她出示身份证，从枪支店里买了两把手枪和一支卡宾枪。那天晚上，迪兰兴致很高，对大家说，他要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计算机系，3个月后动身。


  
埃里克不像迪兰那样羞涩，还交过一个比他大10岁的女朋友。埃里克宣称，他的梦想是参加海军陆战队，因为心理健康测试未通过被拒。毕业舞会那天晚上，埃里克没邀请到任何一个同年级姑娘陪他赴会，只好邀请低年级女孩苏珊，一道在家看科幻片。过了两天，埃里克请邻居马克去沃尔玛超市帮他买100发子弹。马克问他，是不是准备去林子里练枪。埃里克说，哦，没什么，明天有点用。


  
科伦拜因高中的校园在丹佛市西南边的郊区，距离那罗巴学院大约50英里的路程——估计迪兰和埃里克都没听说过那所奇怪的学校。


  
4月20日，纳粹首领希特勒的诞辰日。中午时分，迪兰和埃里克出现在教学楼外的停车场上，都穿着黑色风衣。毕业生布鲁克出来抽烟，正好撞上。埃里克对他说：“布鲁克，咱们关系不错，你快滚吧。”然后，迪兰和埃里克掏出卡宾枪，冲入教学楼。55分钟后，迪兰和埃里克数了“一、二、三！”，一同开枪自裁。四周围，横七竖八，血迹斑斑，躺着12位被他们杀死的无辜男孩女孩，还有一位老师；另外，有20多个受伤的同学，奄奄一息。事后调查发现，两个年轻杀人犯在学生食堂里装了一颗自制定时炸弹，幸亏引爆失败，没造成什么损害。在他们的笔记本里，对食堂里各个时间段的人流数量有过详细的估算，他们所期望的伤亡总数是500人左右。


  
埃里克小时候随从军的父亲四处搬迁。从迪兰的日记里看，他至死还是一名童男，对情爱和性爱有强烈的憧憬和渴望。按照美国大众传媒中时时展现的青春时尚标准，他们俩都不达标，或者应该算是一败涂地。这两个家伙形影不离，常常一起干些打砸抢的坏事。有一次事情闹大，双双被告上法庭。法官念他们态度诚恳，又无前科，只判做社区服务了事。埃里克还被要求看心理医生，服用镇静剂。一年之后，两个人得到很高的评语：通情达理，天分极高，敏感聪颖，只是误入歧途；只要努力工作，就都会有很好的前途。


  
埃里克和迪兰共同制作了长达几个小时的录像带。从拍摄时间上看，他们对大屠杀的计划和详细讨论用了整整一年。这段时间内，他们各自面对家人、同学、老师、法官、心理医生、征兵录取，未露出丝毫破绽。迪兰已被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录取。在录像带的最后一段，他们向各自的父母告别并道歉。“有时候好人会生出坏孩子。”迪兰说。他们还讨论究竟哪位大导演会制作关于他们俩的故事片，斯皮尔伯格或是塔伦蒂诺。录像带在埃里克家的地下室里录制，两个人都没打算活过18岁。


  
媒体的关注延续了几个星期，涌现了无数的专家和事后诸葛亮。有精神错乱而崩溃杀人论，有泡不上妞遭同学欺压愤而杀人论，有美国物质丰富、道德贫穷而杀人论，更有产业升级、内陆白人中产阶级失落而杀人论……不一而足。死者无言，一切聪明或不聪明的理论皆无法对证。


  
几个月后，我偶然发现一个网站，标题是：“埃里克和迪兰，你们和我们永远同在！”绝大多数帖子的内容，洋溢着崇敬、钦佩，还有同仇敌忾。共同的基调是：两位大哥呀，可替咱们出这口恶气啦！他们要冲谁出这口气呢？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只能说，他们仇恨几乎所有其他的同龄人。


  
2000年以后，美国校园逐渐增加各种保护措施。但于事无补，无端的枪击案件年年发生。直至2007年4月，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韩裔学生赵承熙射杀32名同学后自裁，创造了历史纪录。


  三

  
科伦拜因案发生之后，我给兰斯洛打了几次电话。他情绪低落，口气冷漠，顾左右而言他。有趣的是，不久之后，玛丽开始主动给我打电话。她向我抱怨兰斯洛的乖戾和古怪。那年圣诞，玛丽邀请我到加拿大去玩。


  
她的家在温哥华西南面的维多利亚港。我们一起去看了几个小岛；深绿色的山，灰蓝色的海；寒冷和温馨，20世纪的最后一个新年。


  
玛丽告诉我，她不想顺着心理学的方向走下去了，计划改学室内设计和风水。美国的心理学专业和心理咨询师数不胜数，这儿是藏传佛教、瑜伽，那儿又是弗洛伊德，但是对社会基本层面的人际关系、心理健康影响很小。“人的心思，分析来分析去，哪里说得清楚？现代心理学预设人是理性的，追求快乐的；违背这个前提就要修理，要调整心态；调整好了，再去竞争，去追求快乐；明摆着是扯淡，浪费唾沫，寻求短暂的安慰而已。”她说，在她父母年轻的时候，没有多姿多彩的心理学，也没见莫名其妙的变态，但现在老的宗教没人信了。


  
得空闲时，我还做静修和冥想的功课。至少一段时间内，尽量清心寡欲，常去空旷无人的荒郊野外，漫无目的，呆坐或四处游走，慢慢能感知到一些朦胧的异象。兰斯洛讲得没错，这东西并不复杂。它像一种特殊的、悠长的短波信号，你心里很静很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些片段。你生出企图心，费劲去琢磨、去分析，结果又什么都没有了。


  
我常要考虑生计，有时还要追女孩子，因此功课也做不深。更不敢拜见什么高僧名人，怕被斥为雕虫小技、邪门歪道。一些重大的事件发生，比如飞机撞高楼等等，我没觉得奇怪；一切都似曾相识，似乎在若干天前，已经有过什么微弱的信号传递过来，就像闪电先于雷声。但要深究下去，将之定义成什么乾坤卦象，又实在有些夸张。也有随机的一闪念，为日后的事件所验证。通常是悲伤、无常的惨烈事件，而且接二连三，连续不断。这些神秘的对应，使我恐惧、战栗，而且深深地内疚。正如兰斯洛所说，看见了一点点，但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已许久不和他们联系了。这两位朋友，分散在地球不同的角落。兰斯洛改信伊斯兰教，娶了一个土耳其女人为妻，还生了好几个娃娃。他把全家迁到土耳其东部山区的某个小城市里，从此告别北美大陆，也告别了所谓的西方。玛丽如愿以偿，在风景如画的俄勒冈州，当上了楼宇风水咨询师，听说挣了不少钱。看她登在网上的最新照片，满脸憨笑，只是比10年前胖了一大轮。

恐怖时代的孩子 ??


  一

  
2001年，我在旧金山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


  
每一次将要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时，我都有奇怪的预感，并为之深感不安。七八月的旧金山，雾气迷蒙，寂冷清寒。我开始仔细研读《圣经》。耶稣说，放下你的包袱，跟我走吧。这句话使我深深感动。我最终没能成为一名虔信的基督徒，却无意间成为一个宗教网站的常客，每天登录几小时，追踪或参与各种闹哄哄的辩论，以此打发无聊和清闲。


  
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我订了机票，处理了多余的东西。对于未来的生活，我不再感到困惑。跟随基督，或者谦恭地告别，转而追寻另外一些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


  
我仍旧是那个宗教网站的追随者。有那么十几个名字总是出现，在各种话题后面都有他们的跟帖和发言，观点和姿态非常相似，总是那么高亢，甚至略有一点强加于人的热情。


  
我很快意识到他（她）们全都是美国人。对此，我不感到意外。自我感觉超级良好，是他们信仰基督、跟随基督的主要表征。在他们眼里，披着大白袍子的我主耶稣，像一位满面红光、肌肉发达、充满青春魅力的球队教练。


  
有一回，该网站蹦出一条与宗教信仰全无关联的帖子，题目是“一百条理由：为何绝不能娶美国女人做太太”，作者也是一个美国男人。这帖子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长达100多页的争论，包括凶毒的咒骂和婉转的赞许。很显然，一句不够绅士的大实话，摸着了极少有人愿意公开承认的某个集体痛点。


  
有一位美国女网友，据她自己说是去俄罗斯传教，兼做NGO（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她网名叫“苏卡”，在俄语里，这个词是“凶婊子”的意思，一句不好听的粗话。她既然在俄罗斯做宗教和社会工作，怎么没听过或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呢？


  
我和尤莉亚相识的缘分，像一个低俗的笑话。“苏卡”每天上网出洋相而不自知。给她婉转暗示和善意调侃的，有我本人，还有另一位新来的小女孩——尤莉亚。提醒无效，我们便一起看她笑话了。


  
两个陌生人之间，有时会因为第三个人的丑态或不幸，而建立奇妙的共识和默契。我和尤莉亚就此相识，并维持了将近10年的美好情谊，直到今天。


  二

  
和尤莉亚头一回见面，在第二年的4月初，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地铁站外边。傍晚5点，天空已经乌黑。她从我身后钻出，戴一顶灰绒红军帽。我对她的第一个恐怖印象，是一起横穿马路。她在无指示灯的区域挺胸而行，全然不理会呼啸而来的车辆，还指责我畏缩胆怯，挠着我冒汗的手心哈哈大笑，像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亡命之徒。


  
尤莉亚给我看孩童时代的照片。父亲，母亲，和她。但这个家庭早已是过去时态。1992年，尤莉亚8岁。父亲对母亲说：臭娘们儿，你滚吧。母亲是中学老师，现在回到老家边远小城，无业，酗酒，领微薄的低保救济。父亲从事数种生意，均告失败。尤莉亚是独女，跟父亲过。从13岁开始，她便频繁离家出走。自然是交了坏朋友，喝酒吸毒，还有男人。


  
我请她吃饭，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那个餐馆，藏在卢比扬卡附近好几层幽深黑暗的墙院后面。里边宽敞，老旧，明亮，所有的服务员看着都像有60岁以上。那天晚上，只有我和尤莉亚两个客人。我看着高大的窗框，褪色的窗帘，想象15年前，成群结队的克格勃低级职员，还有叽叽喳喳的女秘书们，或许就坐在这间空旷而肃穆的大屋子里用餐。他们轻声低语的回音，还有刀叉触碰杯盘发出清脆的声响。


  
两年前，尤莉亚认识了一群美国基督徒。从此，她被邀请参加聚会、合唱，还有英语补习，后来便有了去美国学习的机会。不是正规大学，只是中西部小教会办的一所寄宿学校。住在里面的孩子，从日常生活到社交往来，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两性绝对隔离。每天数次祈祷，诵读《圣经》。我第一次听说，在现今的美国还有那样的地方。


  
为何不继续学习，或者想其他办法留在美国呢？我问她这个最简单、最实际的问题。尤莉亚给不出清晰的答案。她感到迷茫，犹豫不决。显然，她对美国倒了胃口。是因为那所寄宿学校，还是小镇上的基督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说不清楚。其实我的状况比她好不到哪儿去。原因何在？抛开学究气的废话，实在地讲，我也很难说清。无论如何，在我和这个身世坎坷、岁数小了许多的问题女孩之间，有各种微妙而难以言表的隐秘共识。或许，在一个过分奖赏快乐并且蔑视不快乐的大时代，我们都背负着难以克服的个人残缺。


  
顺着莫斯科河，踩着开始融化的积雪，我们遛到半夜。分手时，尤莉亚郑重邀请我参加十天后的一个聚会。去看热闹，尤莉亚满脸坏笑：看美国佬出洋相呗！


  三

  
那次聚会的地点，在价位中档的乌克兰酒店会展大厅。严格地说，我们不是受邀请的客人，更没有权利参与聚会所涉及的任何正式社交，名副其实是混进去看热闹的。


  
主办者是一家国际婚介公司，主题直截了当：美国男人结识俄罗斯女人。据说，为了参加为时两周的国际寻偶之行，每人需缴纳不低于1万美元的基本费用，包括食宿、机票、几次大的集体社交会面，等等。也有额外的服务，比如，客人单独与某位女郎约会，倘若语言不通，可配备翻译全程协助。在三人约会的特殊情况下，费用则有适当追加。


  
大厅装点得喜气洋洋，喇叭里播放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纽约老歌。一大群美国男性已先行就座，或者聚集在酒吧边上闲谈。我瞥了他们两眼，中老年居多，秃头和发福的居多，绝大多数是白人。但我不敢多看，已经感到尖利的目光朝我刺来，毫不掩饰的敌意使我耳根发凉。更多的眼光赤裸裸地跟随着我身边的尤莉亚。大约10分钟后，大门敞开，姑娘们鱼贯而入，紧张气氛顿时弥散。


  
屋子越来越满。可以感觉出来，女性的数量超过男性不止一倍。我原先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个产业，没想到如此集约化、规模化、流水化作业。参加聚会的俄罗斯女人大体显得文静，有些教养。相比之下，假如一个美国男人不是华尔街交易员，或迪士尼公司的专聘律师，不如花这一两万美元，没准儿能找到如花似玉而且听话的俄罗斯姑娘——至少在她取得绿卡之前。


  
我第一次踏入美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唱得最熟的美国歌，是鲍勃·迪伦、西蒙和加方克的。屋里这些过分迫切的老男人，该是那些美妙歌曲的同代人？在一张张臃肿拘束的面孔上，丝毫看不出浪漫时代留下的痕迹，与好莱坞电影刻画的标准美国男性更是相去甚远。在那个奇怪的夜晚，我意识到，我的青春，已留在了那曾经热爱过的彼岸。


  
晚会结束。尤莉亚差我买酒。出来时，因为地板打了厚厚的蜡，我滑倒在电梯前面，闹了个仰八叉。三瓶红酒碎了两瓶。我衬衫上沾了红色的液体，裤子湿透。摇摇摆摆走出来的美国男人，一致为我欢呼鼓掌。尤莉亚把我扶起来，我们相互偎依着，把剩下的那瓶酒，一口口喝完。


  四

  
后来我去欧洲游历，告别了尤莉亚和莫斯科。她考上了莫斯科郊区一所普通大学的心理学系。每天上课下课，搭地铁4个钟头，还要打工。她找了个小男朋友，是个学计算机的俄罗斯男孩，非常善良。


  
我知道尤莉亚总出现各种小危机，抑郁症、厌食症，进过几次医院，包括精神病院。有一回，我请尤莉亚到布拉格玩。半夜三更，她忽然闹起来，和我大吵一架。清晨，我看见她坐在洗手间里，脸色苍白，地上有鲜血。她的手腕上，有一条幸好不太深的伤痕。


  
我是中国男人，她是俄罗斯女孩；面对着大写的“欧洲”或者“西方”，我们共同拥有一份羞于承认的自卑和渴望。不过，这种纤细的共同性，可能仅存在于一个有限的时空。对她而言，布拉格或者都算不上“西方”。那种拉丁化的斯拉夫语文，憋了三五天后，她能看懂一大半。幽静古朴的中欧式小街道，与粗犷蛮横的莫斯科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尤莉亚能够捕捉到甚至读懂，那些成功“脱俄入欧”或“脱东入西”的捷克人，眉宇体态眼神中不经意流露出的、藏在种族基因里的微妙信息。而我不能。


  
有一回兴起，一道去参观纪念“天鹅绒革命”的博物馆。可想而知，那些同过去相联系的符号标志，诸如列宁雕像、苏联军服之类，被展示为丑陋邪恶的象征。出来之后，尤莉亚情绪很糟糕。她从未听说过“七七宪章”，戈尔巴乔夫上任那年，她刚出生。她从小爱听的是美国“朋克”摇滚乐。博物馆外面，是昔日的文切斯拉夫广场。四面满是熙熙攘攘的游客，还有艳俗昂贵的商店。色迷迷的意大利老男人和满口酒气的英国球迷，朝尤莉亚吹响口哨。说句不好意思的实话，假如我在随便哪个欧洲城市也招来这么火热而且频繁的目光，再深再重的情结或痛苦记忆，也早抛到了九霄云外。但她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沉湎于无从排解的沮丧与哀伤。


  
在那一刻，我重新发现了我们之间不可切断的某种联系。不是吃意大利老男人的醋，更不是怀念《莫斯科—北京》那首难听的老歌。只是当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匆匆赶往一场盛宴时，发现它已经散场。门卫仍然态度高傲，发给我们准入的名牌——她的写着“漂亮待嫁穷困俄罗斯妞”，我的写着“崛起中国流窜小商人”。我们都不喜欢分派给自己的角色，而我们原先的自卑感在迅速地消失，曾有过的真诚希望，亦同时烟消云散。


  
最后一次见到尤莉亚，她已大学毕业，结了婚，戒了烟酒，面色红润，还做过整容手术。可是她告诉我，不想在俄罗斯待了，想再来美国。她说，在俄罗斯，一切已尘埃落定。钱都分光了，抢完了；人心也冷透了，僵透了；也不再学美国、学西方了，以后就这么一直下去了。我说，我明白她的意思。我愿意帮她。


  
临别，她送给我两样礼物：一本俄罗斯传教士写的《美国的没落》和两张磁盘。那书我翻了，无非是讲国际金融寡头、犹太阴谋，还有险恶的国际势力如何在一个世纪内两次毁灭俄罗斯文明——第一次左翼革命，第二次右翼革命。语言拙劣，立论武断。


  
磁盘中的诗歌则不同。朗诵者声音浑厚，沙哑，悲怆。多数是叶赛宁的诗，我听了好几遍，几乎重新相信，真正优美语言的复苏，足以战胜任何一种席卷全球的谎言。第二个磁盘上，只有一首布洛克，标题是“我们——俄罗斯恐怖时代的孩子们”。

“爱自己”真经 ??


  一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我觉得自己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我身边的女伴有金发和天蓝色的眼睛。我20多岁，不懂爱情，但能辨识旁人目光里的羡慕；尤其在烟熏火燎的唐人街上，那些缄默然而机警的中国老乡，眼神犹如一把把钝锈的菜刀，指向我摇晃的后脑勺和轻狂的下巴。卡特琳偎在我身旁，浑然不觉。她由衷地赞叹着窗后挂的油鸡和烤鸭。


  
这女人比我大5岁，爱好中国菜和东方文化。那年冬天，我放弃了华尔街的薪水和职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失业者。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痛惜和不解，甚至轻蔑。而卡特琳朝我张开双臂，给了我温暖和爱。


  
在她的家里，有迷香、草药、高纤维的德国黑面包、两只大猫，还有一张高及屋顶的怪床。卡特琳的家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她自小叛逆，和父母关系紧张。后来被送到美国读书，就不再回去。我知道她经历复杂，有过若干痛苦的记忆。


  
1989年4月，春暖花开。我和卡特琳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记得那天在唐人街吃完饭，回家又大吵一架。最后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坐着，幽幽地哭，后来我就听见她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好如初。缠绵温存之后，卡特琳跟我说起约翰·戴维斯，还有南加州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小公社。总而言之，那儿有几位我没见识过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卡特琳的好朋友。她正式邀请我去西岸，在朋友们的公社里住上两星期。那地方环境特别好，约翰·戴维斯又是一位智慧的长者，说不定，我们的关系能因之而有所改善。


  
在那个烦躁和伤心的春天，我预感到卡特琳和我终将分手。对于参观什么嬉皮士公社，我有重重的疑虑。周围是一群她的怪朋友，一旦发生什么分歧或冲突，我将陷于彻底的孤立。最后还是好奇心占上风，我义无反顾地和她一起去订了机票。


  二

  
临上路的头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中国人的聚会。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更像是一个煞有介事的会议。他们目光炯炯，脸孔涨得通红，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副舍我其谁的气派，非一般蔫头蔫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们可比。


  
在宾州小学院里读书的头两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极。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这么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间，重温甚至延续一种越来越遥远的青春氛围。后来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似乎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话，血管里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们无法兼容。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意识到，最近不够关心时事，错过了某些大事件。除了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的愤怒和期待，我并不明白他们辩论的话题。这时，一位老朋友向众人推介：“这位王先生来美国多年，曾就职于纽约金融界，已融入主流社会。哦，对了！他还有一位德国未婚妻。不妨请王先生谈谈，西方一般民众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国。”


  
这两个星期，家里那位西方人士频频和我吵架，无论是和她还是她的朋友，都没有深入讨论过中国的形势。于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说：不论近期的事件朝哪个方向演变，从根本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除了少数学者政客，一般西方大众不会特别在意。说到底，中国不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内。何至于此？以我个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品牌化、营销化，还有生活观念的极度多元化，可算是重要原因。


  
看得出，有好几位脸上露出扫兴和不悦。但我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西方人自己将富裕和自由视为天经地义，很久没有为之作过流血斗争。但社会彻底多元化，各顾各，孤独和失落，找不着身份和感觉。某一天倘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一般西方人不再有多少隔阂或距离，其可靠标志乃是连自己都找不着北了。”


  
说完我坐下，大伙儿面面相觑。有一位打破沉默：“小王对西方的观察还算深入、细致，他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现象：相当一批海外华人，未能充分融入西方的上流和主流，容易坠入民族主义的精神洞穴。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我明白自己当了一回反面教材。我做东方人已不够格，做西方人也挺窝囊。或许，加州的灿烂阳光，将朝我展开大西方另外一片天。


  三

  
约翰·戴维斯和妻子一起来洛杉矶国际机场接我们。他高高的额头和鼻梁，脸孔浑圆发亮。我无须再追问卡特琳，每次和我吵架之后，那些长电话都打给了谁。


  
我曾高度怀疑，对卡特琳来说，约翰像一个替代父亲、精神导师，还有点暧昧的混合体。这种奇特关系像一团阴霾，笼罩着我们两人共眠的高床。一见面，约翰的大眼睛迸射出激动、欣喜和憨直，和我紧紧拥抱，专注而且时间长久，似乎要传递某种能量。从机场到欧亥镇车程两小时。一路上，卡特琳拉着我的手，头靠在我的肩上。窗外呼呼吹来潮湿的海风，还有棕榈的清香。前些天我对卡特琳和约翰的阴暗猜疑，无影无踪，随风飘散。


  
那地方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完全就是南加州富裕中产者的山地庄园。大草坪、游泳池一应俱全。一打开门，从楼上飞奔下来一个十二三岁丰满红润的小姑娘，她和每人重温一遍约翰式的拥抱，还在我嘴唇上重重吻了一下。这是麦娅，胖大嫂卓娅的女儿。现在我明白了欧亥公社的见面礼节：充分地拥抱、亲吻，以期消除猜疑、敌意，或人性中储存的其他负面能量。


  
吃饱了，困了，天也黑了。卡特琳告诉我，在后院树林子里有个大木盆，灌上热水，可以享受星光下的盆浴。胖大嫂卓娅一听，急急地说也要去。我感到极度困惑和扫兴，但不敢流露，毕竟胖大嫂准备了迎接我们的晚餐。况且对公社里的各种礼节我还不甚了了，也不好意思问得太具体。


  
洛杉矶著名的废气之雾飘不到这山里。在几根黑色树枝上面，淡蓝色的夜空如流星雨一般璀璨。那个大木盆，别说三人共浴，恐怕五个人都绰绰有余。我想得太多了。这里不忌讳男女一道脱光了身子洗澡或游泳，如此而已。


  
水蒸气蒙住了我的眼睛。旁边的胖大嫂稍稍一动，一股强烈的波浪便涌上我的脸颊。我听见卡特琳用陶醉的声调对卓娅说：约翰不是普通人，他能接通宇宙之大能。虽然热气逼人，我还是感觉到全身泛起的鸡皮疙瘩。


  
第二天早晨，卡特琳和我两度缠绵，许久未曾有如此酣畅的亲热和释放。我拢着她汗湿的头发，心中涌出无与伦比的柔情。“我爱你！”我对她说。她沉默良久，用她的蓝眼睛注视我。我从那眼里看见从未见过的冰冷。“我不能再爱你了，”她说，“我有病，还在康复之中；我得先学会爱自己。”


  四

  
我克制住了提前返回纽约的冲动，硬下心肠在让我心碎的欧亥伊甸园里住满了15天。我搬到大宅子的另一角，强忍着溢满胸腔的委屈和伤感，每天找些方法来打发时间。


  
在公社，我认识了沃夫冈和他的美国女友妮娜。沃夫冈也是德国人，据说从前是西德学生运动的激进左派，抛下妻小，一个人跑到加州。每天和他们闲聊，我慢慢了解了欧亥公社所代表的一些学说和主张。大概意思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和潜意识深处，都埋藏着巨大的能量，通向无限的生命和宇宙之大爱。寻常世人的喜怒哀乐、情感欲求通通不值得重视。多数人一生辛劳求索，悲喜轮回，无止无息。那么，如何找到那个能量呢？答案是：慢慢学会爱自己。当然，约翰可以给予某些指导。


  
“约翰·戴维斯是好人。”沃夫冈说，偶尔有朋友来此地小住，有钱就给点儿，没有也不计较。戴维斯原来是骨科医生兼康复专家，后来有个好莱坞过气女星给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捐助，从此他行医兼心理咨询并布道，还享受一小批人源源不断的追捧。沃夫冈还说，在阳光灿烂、内心空虚的南加州，像戴维斯这样的小教主不在少数。


  
欧亥公社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个绛蓝色的游泳池。无聊的下午，我去游泳池，沃夫冈和妮娜总在那里。于是，在清得发亮的水里，两个赤条条的大男人，有时加上抱着塑料鸭子的小麦娅，来来回回地穿梭游动。妮娜始终躺在大毛巾上读流行小说。每次转变方向，我试图不朝她的方向看，以免过分注意到刺目阳光下她袒露无遗的身体。


  
当时我想，能当上戴维斯这样一个满面红光、招人喜欢的大骗子，实在是一种不错的活法。


  
临走前两天，卡特琳帮我跟戴维斯约了时间。白天他忙，约在深夜。我们坐在大木盆旁边，看着远处的山脉和星星。出乎意外，他对我和卡特琳的伤心史毫无兴趣，倒问了很多涉及中国的问题，关于我如何长大、与父母怎样相处，等等。他还问我如何看待美国的自由。我反问：“你怎样看呢？”他回答：“美国人有各种法律权利，但毫不自由。因为他们缺乏感觉的自由，要别人来教，才晓得怎样开心、怎样给自己找乐。”世上有这么蠢的人吗？


  
分手了。我和约翰·戴维斯紧紧拥抱。他不经意间讲了一声：“聪明小伙儿，找个别的女孩罢，容易得很。”


  五

  
20多年过去了，卡特琳和我建立了比较持久的友情。有一年我情绪低沉，约她一道吃饭。我告诉她决定放弃绿卡，返回中国。卡特琳未表示丝毫的不解或惊讶。


  
不出几个月，我从北京打国际长途给她，我已彻底变卦，终归不能适应在中国长住。卡特琳开心地哈哈大笑，没有任何藐视或嘲笑的意思。


  
那年在纽约一道开会的年长朋友，直至今日，仍然学不会或不肯学会英语，还继续愤愤不平地议论着与当初相似的话题。

男不搭女，女不理男 ??


  一

  
在外漂游十多年，总算回到美国，住在曾经熟悉的一个小镇上。窗外有开阔的天空，茂密的树林。环境无可挑剔，尤其在春天和秋天。但是，不过一两个月，我就感觉极不对头。


  
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究竟哪儿好，哪儿不好，是否真的适合人类居住？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细腻，很微妙，就像讨论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我们时代的经济专家们，大抵偏爱刚性的指标，比如人均收入、人均教育、居住面积、绿化面积，等等。这些数字排列，对于吸引投资、规划房地产开发、鼓励旅游，或许有推动作用。但对普通百姓来说，在来去匆匆的日常生活里，能否找到真切的归属感、舒畅感？用貌似科学的系列指标去套，其实文不对题。


  
我离国25年，可算一名沧桑老侨。对于25年里在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由起初的陌生隔膜，到最后重新熟悉，也算经历了夹带甜酸苦辣的逐渐认识。有幸结交了一些新朋友，不敢忽视他们的经历智慧或生命追求。我理解，中国人在追赶一个目标。根据权威的推测，再过25年，确有可能达到那个目标。但我有句话，憋在心里多年，一直说不出口；不忍心浇灭别人的希望，更没力量面对自己的失败和痛苦。今天，不妨就说出来：美国是个顶糟糕的国家；不谈什么外交国防，那东西另说；我指的是作为普通人，不论是新移民还是本地人，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一生的感觉。中国人的万米赛跑，倘若以美国的彼岸作为目标，那真的不妨再想一想。现在退出竞赛，也不丢面子。我蹉跎大半辈子，当了一回美籍华人，得出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丧气结论；因为意识到生命之渺小短暂，内心的幸福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鞋子合不合脚，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美国的天比中国蓝，草比中国绿；总体而言，居住的面积，可能也宽敞一些。有些地区，既荒凉又土气；但也有更好的地方，繁茂而清新，宽阔而寂静，充溢着宁馨的生活气息。美国主要的问题，不是经济，或所谓“民主不民主”；虽说发生了金融危机，尚待复苏。平心而论，美国的政府官员、地方警察和各级法院还算通情达理，不常听说格外严重的舞弊情形。若是抱怨美国缺乏自由，未免吹毛求疵，钻牛角尖。


  
问题是，硬件一应俱全，而你却感觉非常不好，往往还说不出是为什么，这是最糟糕之处。压抑，乏味，没劲。城市没劲，乡村没劲；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郊外“新开发中产社区”，更是超级没劲。这不是笑话，那无以形容的憋闷、疏离、焦躁，还有麻木，能把好好的大人或小孩给活活逼疯。


  
你可能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是忽然见到你的陌生邻居，还是会习惯性地高扬起手，运足丹田之气，做乐观向上、意气风发状，大叫一声：“Hi！——GREAT!”（嗨！——好极了！）不为别的，这是美国的大众风俗。当然，如今也会时时遭遇另一个极端：比如说，某一天早晨，你在空渺寂静的人行道上信步行走，忽然有一位身着紧身长跑服的金发妞，在离你还有20步远的地方，就怒吼一声：“EXCUSE ME?!”（不好意思！让一让？！）这意味着，你居然在人行道的同一端出现，侵犯了她的视觉空间，破坏了她努力维持的好心情。


  二

  
从我住的绿色郊外小镇，搭小火车进费城。从火车总站出口，小心迈过斜躺在地上、浑身发臭、喃喃自语的黑人流浪汉们，转个大弯，就是进纽约的福州大巴。等候大巴的乘客，与刚才小火车上的乘客们一比，如同白昼黑夜，差别明显。


  
30年前，闹完民权，美国英语里逐渐出现一堆礼貌的隐晦词，比如“内城青年”、“学习有障碍的孩童”、“当代城市文化”等等，其实一概是指黑人和有色人。同无数其他中国侨民一样，我向来惦记着怎样“融入主流”。于是，这一串主流人士们时时挂在嘴上的中性词汇，其真实含义，到最近我才充分领会。


  
大巴价格低廉，单程一两小时，日夜穿梭，不做清洁打扫，车内气味可想而知。一小半的乘客总归是福州大娘和打工仔们，各持手机，方言抑扬顿挫，震撼全车。又穿插着衣着落拓的大胖黑人，或矮小精瘦的墨西哥人；最后几位模样尚好，然而表情极不自然的，便是零零星星的白皮肤男女乘客。别人都没什么，唯独他们几位，那神色、做派，站起来怕磕着脑袋，坐下去怕脏了裤子。看那女孩，板着脸，绷着脖子：生怕谁碰了她的皮包，看她一眼，甚至要求与她并排坐。省那几十美元，不惜屈尊与“族裔人士”打成一片，真难为他们喽。在这臭烘烘的车上多坐几回，我亦不再感叹祖国何以尚未融入世界。


  
小镇生活乏味，只得频繁乘大巴上纽约找朋友散心。慢慢地，我亦不能不注意到由大巴转入郊区小火车时，整个人群格局发生的明显跳跃。简而言之，小火车的乘客基本上是白人，因为“绿色郊区”大抵是“白人”的同义词。出于环境的考虑，也许还出于潜藏内心的遗留自卑和攀爬心理，我选择与当今美国中产阶级白人比邻而居。现在看来这是一个不智的决定。在我住所的周围，极少见到行人，除了歪歪斜斜的老者和放学的孩子。但每次踏上小火车，从各个角落射来的极力掩饰但明显戒备和异样的眼神，使我不能不怀疑自己患了妄想症。直到有一两回无端陷于与检票员的微小争执，立时又感受到数对尖利的眼神直直朝我射来；这时我才意识到，对那些眼神背后的无声信息，并不是我做了过分夸张的想象。


  
现在是2010年，不是1910年，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点。莫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道“融”来“融”去，“融入”了半天，这颗果子的深处与内核，竟是这么一团东西。这些年，我不在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20年前进步热情的小姑娘，如今成了愤愤不平的老婆娘。随“冷战”胜利而来的全民优胜感，90年代的扩张狂、物欲狂，全都成了遥远的记忆。阳光下五彩缤纷的水泡气泡散去了。从搁浅的船上，看清了一潭死水下亘古不变的黑色礁石。我坐在回家的小火车上，无法想象出是谁把选票投给了一位能言善辩却碌碌无为的黑总统。美国白种人的心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尤其是在社会中层和下层。


  三

  
我也须得上班，出差，常去别的城市。浮光掠影，在不认识的地方泡个三五天，享受一点新奇和未知，感觉好些，特别是当繁忙的事务占满了每天的时间。不过，随便登上一列火车或一班飞机，只要是互不相识的公众临时聚集场所，还是时时察觉到人群中隐约的相互戒备、排斥，甚至畏惧。这种阴暗能量，超乎我的想象。25年前，我刚到美国时，似乎尚未如此。我那个小镇上原来两家书店，都已关门大吉，也找不到几家像样的咖啡厅、餐馆。人们显然大部分时间坐在家里，不和陌生人分享公共的空间。


  
有时我凝神回忆在其他国家旅行时的一些细节，试图找出某种答案。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之间，真有那样大的不同？或是我，一个敏感的异乡人，自己杜撰出来太多的错觉？在许多国家，我语言不通，谁也不认识，算是彻彻底底孤家寡人了。若要说种族文化的疏离性，岂不比美国更严重百倍？然而我每天出门，看看灰蓝的天空，沉寂的人群，在晨风中抖动的树叶，却感到漫无边际的从容、欢欣、自由自在。


  
绝大多数的欧洲和亚洲城市，都为闲散遛弯的行人，提供了多多少少参差层叠的细节感和环绕感：怪异的招牌，弯曲的小道，褪色的旧门，巷里的酒香。按中国人的通俗话，这叫“人气”。酸一些的文化人，可以添上“情趣”、“底蕴”、“厚重感”或别的什么形容词。平凡人参与不了帝国兴盛的大事业，只是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而已；所有那些无聊细节，便是生活的见证、家园的记忆。美国的城市，除了两三个特例之外，更像超大停车场和高层写字楼的雄壮汇合，为远程驾车上下班者提供了充足的泊车空间。几个刻意“打造”的生活区，也只是千篇一律的连锁品牌店、礼品店，还有不远处清晰可见的加油站。


  
并非所有的欧洲城市都是博物馆、咖啡馆、街心花园，特别是那些转型中的斯拉夫东欧地区，横逆与艰辛的历史痕迹处处可见。离开欧洲前，我又去了乌克兰。按照国际媒体的例行描述，那真该算是一个悲惨国家了：橙色革命了又反革命，经济衰退，国家欠债。然而我见到的基辅，多处有细微的改善。走出艳俗单调的市中心，处处可见设计别致的新建筑，山坡上茂密的树丛看不出遭到过明显的破坏。普通居民闲散宁静，谦和友善，尽管他们过得拮据。


  
除了西北海岸的波特兰市之外，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同十几年前相比，都看不出有明显的改进。不论是纽约、费城，还是芝加哥，看不出有朝向更加丰富、更加优美努力的痕迹。在一些小报和网站上，看到零星的另类言论，比如节能生活、重建社区、反省单纯经济发展主义等。当然，还注意到黑总统热情推介的“改变”。我的童年记忆里，依稀记得“改革”的气氛。1980年的中国，整个社会，上上下下；苏醒，振作，饥渴求知，另辟蹊径。在今日我所见到的美国基层，丝毫感觉不到相似的急迫、动力和对外界未知事物的好奇。在我的小镇上，那些邻居们还是驾着巨型越野车走三个街区去买邮票。只有一次，似乎是退休教授模样的老人和我搭话，问我是不是电脑工程师，楼里可爱的亚裔小孩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说不是，刚从欧洲和亚洲游历回来。他困窘地笑笑，对这个信息未表示出任何兴趣，然后点头走开。


  四

  
真正的美国朋友，与我还保持联系的，越来越少了，用一只手的手指就能数得出来。大卫算一个，他住在旧金山，是国际航班的飞行员。大卫和我很不相同，他是地道的白人，政治观念保守，强烈倾向共和党。以我越来越浓烈的反美态度，如何和他一直做了好朋友呢？这也是生活中偶尔出现的一种温暖而且美好的例外。当然，我注重温和、礼貌，在他面前，不特别强调我的某些观点。但是有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构成我与他之间非神圣联盟的秘密纽带。


  
从每一个方面来说，大卫都应该算是一个超级好男人。是的，模样比不上男性模特，个子矮了点，戴眼镜，头发掉了不少。但那又怎样？他好运动，好学；爱好小飞机、游艇、各种外语，能说流利的德语，还有不甚流利的俄语、汉语、韩语、日语；收入可观，在旧金山最漂亮的一个小区拥有宽敞的公寓。换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民族，姑娘们还不得排着队申请嫁给他？可是在旧金山，他多半时间一个人打发。他声称对白种美国女孩已没有兴趣，只追亚洲女孩。但我可以看出，问题没那么简单。他40多岁，从未结婚，连偶尔同居的女友也没有，估计也就单身过完这一辈子了。


  
旧金山是很让我留恋的美国城市。从纯粹地理环境来看，旧金山的美，真的是无与伦比。俊俏的悬崖，呼啸的大海，清寒的薄雾，深红色的大桥，绿树簇拥，依山傍海的小屋子；有些角落，有些时辰，简直如坠入伊甸园，让人巴不得立时死去，好跟这绝世之美融为一体。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堕入某种恶劣的精神状态，格外不容易解脱；因为你很难为之指责周围的任何人；你很难不以为，一定是自己的脑子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因此，以旧金山为据点的各类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其人均总数大约也居世界第一。我刚去不久，就注意到这件事。我认识一位学商的犹太妞，居然花钱同时看两位心理咨询师。后来还结识几位姑娘，也都看过或正在看心理医生。当时我只觉得这事很前卫，颇有意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极坏的预兆，它昭示了我人生中一段很不愉快的岁月即将开始。


  
我对美国的彻底怀疑，从在旧金山那几年开始。当时，我住在美国或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工作也不累，然而心情坏到了极点。弄不清自己要往哪里去，该做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该追求什么样的女孩。那段黑暗岁月中，大卫是我的伙伴。还有一位俄罗斯哥们儿，名叫丹尼斯，是物理学家，长得高大威猛，比我和大卫强十倍。我们三个大男人，不缺胳膊不缺腿，却愣是在旧金山找不到女人。我们每个周末混在一起，看苏联时期的战争片，喝啤酒。丹尼斯发泄他怀念苏维埃的情绪，大卫抒发他怀念老美国、厌恶克林顿的牢骚，我不知该怀念什么，只是莫名的不平和失落感与日俱增。


  
2000年，丹尼斯忽然诊断出肝癌，于三个月内去世。他走之前，我在医院陪了他不少时间，谈了杂七杂八的话题。此事对我刺激极大，亦极大增强了我唾弃主流美国话语、另外开拓生命之路的决心和信念。


  
我走之后，大卫还待在旧金山。他不再作太多寻找女友的尝试，把主要精力投在游艇和小飞机上。听说他一度积极参与教会，但也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几年之后，我短期回旧金山，携大卫去咖啡店闲坐。我一看，在这春光明媚，本该是最浪漫、最充满爱情的城市里，那群咖啡店里坐着的男男女女连互相瞟一眼、调一下情的劲头都不再有，只是各自板着脸，盯着面前的手提电脑。那是2005年，情况比起五年之前，更是下降了大大一截。


  五

  
胡扯半天，忘了先前的主题，现在我亮出底牌罢。失落也好，游离于抑郁症边缘也好，病根不在个人，而在整个文化和社会。美国的不幸福感，在过去20年中疾速膨胀，遵循着诡异曲折然而不可阻挡的文化和人性逻辑。情况只会越来越坏。


  
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成长记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心底里总惦着“民主”二字。后来结识不少俄罗斯与东欧的朋友，这个年龄段的人多有同样问题。是的，柏林墙、莫斯科大审判、牛仔裤、摇滚乐，里根老大爷登高一呼：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墙拆了罢！谁幸福，谁不幸福，一目了然。至少，原先我们这么认为。青春时代的信念，要翻个个儿？不太容易。20多年前的情结，成了后来我清醒判断现实的最大障碍。


  
50年代，苏联邀请玛琳娜·迪特里奇去莫斯科。她从酒店出来，里三层外三层，被粉丝们围得个水泄不通，几乎上不了车。那群拘谨腼腆的苏共太太小姐和文化人们，哪怕在斯大林意识形态最严酷的岁月里也暗自明白，自己那套苏维埃时尚不咋的，比较土。玛琳娜代表了巴黎、伦敦、罗马和纽约，她代表文明。俄罗斯人单恋欧洲文明，几百年来，这是整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深重情结。


  
美国也有一堵大墙。它无形无重的砖瓦巨石，筑在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自以为是的眼神中。你若搞不明白，不如仔细揣摩帕里斯·希尔顿的几段访谈录像。别嫌她招摇嚣张像个母夜叉，这位小姐可是当今成百上千万美国小姑娘的偶像和模范。


  
因为有帕里斯·希尔顿小姐存在，还有已经当妈妈的麦当娜小姐，或是《欲望都市》里那几位满面皱纹却风骚永存的老娘们儿，美国不需要一位斯大林同志，用厚重的手掌，在桌上猛拍一下，说：“你们必须这样生活！你们不准爬那一堵墙！”大众的洗脑，并不总需要领袖、警察或柏林墙，有更加精致、更加有效的办法。美国立国的起点，是对旧欧洲的弃绝和忘却。到什么时候，美国人都不认为自己土气。


  
用传统思维考察美国，容易把太多注意力投在党派、投票率、各种法案、道琼斯指数、华尔街巨头上。那些东西自然重要，但根本方向不由它们决定。我原来也以为，总归有一大批精英，什么常春藤、硅谷、绿色郊区，等等；危机也罢，衰退也罢，美国总可以撑个几十年罢。可我忘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长久维持某种状态，不在于精英阶层，而要看它的中下层人民，尤其是这群人的心理状态。


  
近20年，统治多数美国人的思想，不仅仅是经济至上、物质消费至上、哈佛学位至上、华尔街至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环，是自我至上。通过规格化的、无边无际的郊外社区对人的笼罩和日夜轰鸣的大众娱乐文化，还有无声无息人际互动中下意识制造的压力和暗示，它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扁平单一并且大量复制的人格模型和生活方式。无数傻帽觉得自己是明星，无数悍妞自我感觉像公主。他们会说：“这是自由国度，我想怎样，谁也管不了我。”


  
找一位中学都没毕业的姑娘，帕里斯·希尔顿的粉丝；别管她赞成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仔细听：当她对你说“我要什么”的时候，那口吻和音调，像不像在说“上帝要什么”。


  
无数个“我要”，汇集成强大的磁场；不停要求变换，又强烈渴望皈依；每个人极其孤独，又习惯性地排斥一切细腻的、长远的、涉及情感的联系，因为缺乏真实内心付出的能力。这个强大集体磁场不断更换偶像、排斥过去，又不断自我伸张，寻求对一张没有真实表情的脸孔作无限度的复制。任何一个正常人，总待在这么一个磁场、这么一群人中间，也是要得抑郁症的。


  
美国不生产什么了。只是高超的软件、聪明的债务杠杆，还有继续笼罩全球的空洞符号。但是这样的经济结构，需要一大批盲从的、过分自恋的、通过刷卡来填补一切内心冲动的消费者，总不能个个去当华尔街操盘手罢。不可小视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卡刷爆了，政府总会想法子再举新债。百万吨级的豪华游轮，驶入了人格变异、精神破碎的黑色水域。曾有人称这条航道为“后现代主义”。导航室中没有水文图，也没有罗盘。


  
大卫找不到女朋友。这件事的谜底在于：他是一个过分传统的美国男人。这早已不构成优势，而是无可逾越的障碍。

消失了的纽约客 ??


  一

  
罗莉是我在纽约时最好的朋友，和她失去联系也快10年了。有一天晚上，我枯坐在肯尼迪机场昏暗的候机室里，忽然听见潮水一般温润的熟悉嗓音。那是巴西女歌手吉尔贝托唱的《伊帕内玛姑娘》。1989年秋天，在曼哈顿下城无数间小咖啡厅里，总能听见这首歌。我顿时想起了罗莉，还有我们在下城一道消磨的无数个傍晚和黑夜。我早已不认自己为纽约人。偶尔路过，办完该办的事，即匆匆离开。此刻人群涌动，登机时间到了。但我沉浸在悠扬清亮的往昔歌声中，鼻子尖一阵阵发酸。


  
罗莉可以算一个纽约人了。我们认识时，她有哥哥、父亲，还有一大群中学时代的女伴。河岸高中是那些姑娘们共同的母校。因为罗莉，我知道了斯丹顿岛上的犹太人墓地、华盛顿高坡后面的城堡博物馆，还有中央公园里好几个秘密地点。那时的东村，尚有成排的破楼、荒弃楼、挤满退休波兰老太太的廉价公寓楼。整个区域尚未经历大面积拆迁或时尚化改建。简陋的一居室小公寓起价租金是500美元一个月，不是现在的2400美元。


  
从第八大道往西，穿过坐满酒鬼疯子和不上进大学生的汤普金公园，绕开纽约大学校园，从第六大道和西村交叉口上往南、往北或往西，有三家早已拆掉的老电影院。那里专门放映六七十年代的欧洲片、日本片，或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另类美国片。5美元可连看两场。我和罗莉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名叫《波琳在海滩上》，导演是70年代的一个法国人。看完电影，我们和她的朋友简妮和爱伦一起去唐人街吃馄饨面。姑娘们祝我好运，因为两三天后我将因工作迁往旧金山。那是1991年12月。


  
当然，那还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她来加州看过我，我也回纽约看她。我多次问自己，一段如此美好的情谊何以突然结束，但是没找到清晰或诚实的答案。


  
1999年春天，我最后一次接到罗莉的电话，她邀请我参加她的婚礼。我知道她的父亲过世，留下一笔数目应该不小的遗产。有一位在我印象中极为呆木腼腆的犹太小伙儿，将成为她的丈夫。新婚的夫妇将一起搬去西北海岸城市波特兰。简妮嫁给了西班牙人，早已搬去欧洲。爱伦吸食海洛因过量，于两年前死在一所医院。


  
我们谈了一些抽象话题，比如我的文化身份、生活去向，她新发现的藏传佛教信仰等等，但话不投机。


  
挂上电话以前，罗莉忽然激动起来，她说：“我就是你的家，我是你在美国的家！当然，你再也不肯回家了。”


  
我没参加罗莉的婚礼，却把她的姓名、电话从我的地址簿上抹去了。后来我想，罗莉说得也没错。她是我和纽约，甚至我和美国之间一条最基本的感情纽带。今天，我已不知她住在哪里，是否有了孩子，丈夫对她好不好，我亦不再将纽约视为第二故乡。


  二

  
与罗莉做朋友那几年里，我从未绞尽脑汁去琢磨文化归属不归属的问题。我们爱看的电影包括法斯宾德、塔可夫斯基和香港警匪片。这种趣味的穿梭，同西村通向布鲁克林的地铁车厢上各种肤色的人群一样自然而且真实。罗莉的父亲是一位和蔼的犹太医生。70年代末期，因为一些早期中美交流，她父亲曾带着一家人来中国短暂行医。那段经历确立了罗莉对中国人的长期怀恋甚至憧憬。


  
那时年轻无知的我，丝毫不了解犹太人复杂曲折的集体历史，以及他们与一般美国白人在心态和认同感方面的深刻差异。前民权运动领袖、1984年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杰克逊曾脱口说出“纽约是一个犹太城”，此言引发全美犹太社团的厉声抗议。究竟这番轩然大波何所由来，我完全蒙在鼓里。


  
只是我注意到罗莉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似乎无穷无尽。这种情况，同我原先所了解的郊外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有明显的不同。因为罗莉对我好，她的无数表兄表妹叔叔婶婶们，便也对我都很客气。许多年后，回味那段温暖的时光，我恍然领悟到，纽约城乃至整个美国的金融、法律、报纸、医药、影视、艺术、文学、出版，也都笼罩在与罗莉家族圈十分类似的亲昵关系网里。而这不是什么阴谋，只是独特族裔文化的自然延伸。


  
1991年后，罗莉越来越亢奋地抒发在我看来过分激烈的女权立场；与此相伴的还有她对自己职业上缺乏成就的狂热焦虑。我承受了她漫无边际的倾诉、分析、抱怨，还有逻辑混乱的争论。这亦要怪我自己无知；神经质地诉说正是犹太民族的共同个性，恰似汉民族的虚饰和回避。


  
那年夏天，我出国念书后第一次回国。总体而言，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再回纽约后，我变得敏感、激愤、好斗、多变。必须承认，当时我的精神状态使罗莉无所适从。我嘲笑她对中国事物的天真爱好，刻薄地批评周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与此同时，只要罗莉的犹太朋友谈及中国时流露出些许冷漠或者鄙薄，我又认为自己受了侮辱，并因之暴跳如雷。


  
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无法弥补的冲突，只是慢慢地疏远、隔膜。1995年，罗莉最后一次来旧金山看我，带上了她新结交的那位小书呆子男朋友。我讲述我的第一次环球旅行：布拉格—圣彼得堡—莫斯科—北京—文切斯拉夫广场—北方的白夜—淡蓝色的斯莫尔尼宫；他们听得好奇，但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或共鸣。我巨大的兴奋和激动，在他们那儿，就像沉入静水的石头；两圈浅浅的涟漪，之后是凝固和沉寂。


  三

  
20年前，我是个签证过期的中国留学生、打工仔。罗莉从未嫌弃过这些。她向我张开双臂，邀请我进入她的世界。那是一个慷慨、率真、热闹，又比较自我中心的世界，就像曼哈顿岛本身。


  
几十年前，她的先祖乘坐大船来到这里。从灰色的海面上，罗莉的祖父母望见淡蓝色的自由女神。那时的华尔街楼群，不如现在这般自恃或嚣张，或者还包含些许古朴和优雅。对罗莉和其他那几位姑娘的祖辈来说，这儿是一段艰苦旅途的终点，生命和奋斗的彼岸。在不堪回首的晕船、呕吐和担惊受怕之后，在逃出战火、迫害、分崩离析的家园之后，他们不可能得出任何别样的结论。在这儿，他们繁衍、劳作，并把相同的信念传给儿孙。这片新的土地，是梦想的起点和终点。


  
哪怕在最不开心的时候，年轻罗莉的圆脸蛋上，也还是时时泛出憨直而有些稚气的微笑：乐观、热情、固执、过分地自以为是。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假思索地认定，我会把纽约和曼哈顿作为自己生命旅途的目的和终点，从肉体到精神和感情。她不理解亦不承认土地和命运的曲折、回转、断裂、多变。她这种心态并非出于某种浅薄的优越感，而恰恰是发自内心的本能和善意。可惜我太脆弱、太自负，也太分裂，对罗莉的一片真诚，我理解得太晚。


  
现在我当然也还常去纽约。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分外熟悉，但又变得有些陌生。偶尔还能发现一些亲切的、令我伤感的微小细节。我不好意思对人承认，所有曾经一道盘桓的老朋友，都散去了，搬走了，失去联系了。


  
纽约是旧欧洲和新大陆之间的中介。当你从欧洲回望美国，纽约的这项功能变得分外清晰、不可替代。这也是最国际化的一座美国城市，它的国际意识依据一个大前提：磁场的中心在它这里，整个世界历史围绕着它在演变。


  
纽约磁场的巨大张力，一度依赖广袤欧亚大陆上柏林/莫斯科与它的对抗。它的文化磁力来自整个20世纪前50年欧洲的腐朽、衰颓、内战和动乱。这场动乱给美国和纽约送来了马尔库塞、纳博科夫、雷马克、温德尔，还有无数像罗莉祖父母那样的医生、律师、科学家。但是，对立面一旦瓦解，磁力与张力是否随即消逝呢？


  
假如来了一位新朋友，我会对他（她）说：一道去纽约罢。看看自由女神，华尔街上的铜牛，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麦迪逊大道或第五大道上的品牌店，中央公园里的秋风，日渐奢华、拥挤、肮脏、虚伪的苏豪和东村，坑洼不平的高速路，萧索黯淡的纽瓦克，平整枯燥的皇后区，更为丰富然而朴实的布鲁克林，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身着大黑袍子的犹太教徒，恶俗拥挤的法拉盛，布鲁克林南岸，灰绿色的海滩上，成群呆坐着的俄罗斯老人，康尼岛上的野狗，废弃的游乐园……徘徊在十字路口上，一个衰落帝国泡沫时代的璀璨象征。


  
当然，我绝不用无聊的往事去烦扰一位初来乍到的朋友。我不会承认，在内心深处，仍然期待着那一天，在街上突然见到她，最亲爱的、被我弄丢了的老朋友罗莉；过了20年，她还是那么优雅，那么美。我们惊叫、落泪、紧紧拥抱，我把脸埋进她发白的卷发。

普世价值 ??


  一

  
1990年年初我迁到旧金山，在一家小出版社当编辑。薪水很低，但工作还算有趣。


  
那年的8月19日，莫斯科发生抗拒民主的政变；民众涌上街头，军队哗变。叶利钦大叔当时尚未酗酒，他跃上坦克车发表演说，身手矫健，语调自信，给众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年夏天，我认识了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大家生计无着，天天讨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如何。湮没在相同的议题里面，时间一长，产生强烈的憋闷感。既然祖先和种族如此不堪，那我凭什么上街勾搭白妞？大约从那时开始，我的“磕婆子”业绩急转直下。


  
“磕婆子”这词的来源，应该是东北话“唠嗑”。意思是，男人在公众场所，厚着脸皮与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套近乎。我买过一张未上色的世界地图，凡是去游历、居住过的区域和城市，根据亲身体验的“磕婆子”氛围、阴晴冷暖，逐一用蜡笔涂上不同颜色。那张对比鲜明的“磕婆子地图”让我扼腕叹息：爱的能量、浪漫和湿润的暖风，在一个城市或国家里，究竟有没有可能陷入长久的封冻或干涸？


  
同年圣诞，苏联正式解体，叶利钦成为新政府首脑。过后不久，美国大学的历史教授宣布历史终结。当时我不认识一个俄语字母，却感到深重的挫伤和悲哀。这种奇怪的感情变化，让我彷徨、忧虑，但却无法与朋友分享。有一回我去看法语老师玛丽，在她书架上见到一本绝版旧书，借回来看，竟然入迷。书名是《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斯大林主义》，作者是从未听说的罗曼·雷德里奇。


  
玛丽与我同龄，原来在法国巴黎教中学。她来美国旅行，认识了街头画家保罗，竟然冒冒失失就嫁了过来。她长了两片法国式薄嘴唇，模仿能力极强，开的玩笑超级恶毒。


  
我请玛丽教我法语，因为谈得拢，成为好朋友。我有满腹牢骚无处发泄，就向玛丽诉说：为什么？一夜之间，曾经充满温情、奇迹的旧金山似乎弥漫着毒雾，腐蚀了昨天还两眼放光的旧金山女孩子们。民主胜利，极权倾覆；旧金山的甜白性感妞，变成愤怒凶悍妞——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内在联系？我一直搞不懂，不快活的女人对男人丧失兴趣，是觉得男人都不像男人，还是觉得自己本身也不像女人？不能想象，假如一座城市里的男人都病态了、颓萎了，女人还怎么能够丰润妩媚、神采奕奕。


  
当我沉浸于焦虑、孤独时，玛丽以非凡的表演天才，给我带来短暂然而巨大的快慰。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人，然后她悄悄地模仿各种角色，尤其是那些一本正经、板着脸投身于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们。


  
后来我在其他国家，不断遇到从旧金山逃出来的中年男士。听了许多相似故事，我不再担心自己心理错乱，是患了偏执狂的落伍者、反动派。旧金山的白种女孩变得难以接近，并非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我所经历的荒唐情景是真实的，尽管形状模糊、难以描述。


  
我们都是从那片感情大荒漠里逃亡出来的难民。1967年夏天，数十万青少年从全美各地来到旧金山。他们在金门公园里亲吻、唱歌、做爱、吸毒，彻夜狂欢。那个场面，在美国历史上称为“夏天之爱”。后来又有激进女权运动，要重写一切性爱规则，修改所有涉及男女内心默契的细微法则。它许诺让大家一起来塑造新型的、没有人格缺陷的男人和女人，如同叶利钦许诺给无数苏联人富裕、自由和快乐。那个革命发源地气氛温馨，景色迷人，看不到杀戮和血腥，但是拥有一份特别的、史无先例的残忍。


  二

  
绝大多数情况下，宏大政治违背女人的天性。任何一种颜色的观念偏执，与“磕婆子”取胜的大原则完全相悖。


  
我最早的“磕婆子”经验始于北京，带我上路的是两位解放军哥们儿。严格来说，他们不是背枪打仗的士兵，只在文工团吹吹号、唱唱歌，有时倒卖一点牛仔裤、摩托车。那时的海淀区尚有绿色的田野阡陌，还有美女如云的海政文工团、坑洼不平的柏油小路、运河旁边的草坡和毯子、深夜北京郊外的煤灰和晨霜……


  
对我来说，80年代北京的海淀区充满性感。那份美好的、苏醒的感觉，同所谓经济发展、民主自由全无关系。说到底，中年男人渴望他乡，或怀念一段飘忽不定的往昔，全因为在当下的生活中无处寻找相似感觉，那种炽热、殷切的生命感，与同代人内心的回响与共振。到美国以后，很久，很久，我一直孤独郁闷。我伤心地想念那位掳走我童贞的哈尔滨解放军小妹。


  
苏联土崩瓦解，从欧洲到亚洲，有无数人欢呼雀跃，甚至淌下狂喜的泪水。我心里生出没头没脑的留恋与伤感，作为失落和怀旧的借口，显得词不达意，残缺不全。其实，对苏联我知道得很少。模模糊糊看到一片白桦林，苍茫雪地，蓝尖顶的教堂，书桌前的列宁，娜塔莎的红军帽……会联想起遥远朦胧的童年，早已去世的爷爷奶奶。后来我才听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残酷的集中营，还有无边无际的苦难。


  
几年后，如同一只逃入大森林的狼，我流窜到刚刚转型的俄罗斯和东欧。即便挣扎于衰败的乱世，很多普通俄罗斯人不计回报的坦诚与好客，仍给我留下长久的感动。后来慢慢不行了。媒体上常见暴力事件，针对有色人，具有种族性。我个人从未遇到，也许只是幸运。


  
十几年来，一般俄罗斯中小城市，外观没见多大变化，不似中国突飞猛进。但不论它们怎样萧索、老旧，在我眼里，终归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沧桑、淡泊和大气。这一点，繁华艳俗的中国城市，还是不能相比。那儿没几个亚裔妞、黑裔妞，却有满大街的白妞。有些姑娘从未见过亚洲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80年代的海淀。大雪纷飞，街道灰暗，楼宇古旧，但空气里流淌着玲珑剔透的清澈、温柔和性感。


  
多数俄罗斯或东欧女孩，有一份落落大方的优雅，毫不虚饰做作。经常在不起眼的小街上，会有让我永世难忘的绝世小美人迎面走来，一双惊诧的大眼睛里，流淌出青涩的微笑。从外表看，东欧女孩和美国女孩，属于广义的同一种族，其实两者间存在天壤之别。笼统地说，也许前者显得更有教养，体形和气质更加性感，似乎也更乐意在性爱或情感层面上体贴男人。当然会有例外，但共同的文化烙印非常鲜明。


  
人与人之间，就怕比较。接触经验一多，便看出严重的差别。大量美国中产阶级女孩身上，或多或少攀附着大同小异的夸张、粗蛮、神经质的内心封闭，还有些习惯性的僵硬做派，和东欧女孩相比，显得格外古怪、刺眼。去东欧的次数多了，我对美国女孩，进而是整个当代美国文化，从感情上越加疏远了。


  
性的解放，并没有带来精神的成长。在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许还有其他我没去过的国家，文化枯竭、萎缩了，语言丢失了原先依稀留存的优美。对于无数未及时转弯的普通人而言，生活没有改善，却是大幅度倒退、恶化。在东欧总能找到女性交谈对象，因为她们和我有共同的渴望：重新发现自由。


  
极权已经倒塌，又似乎改头换面，重新出场。对我来说，封冻的语言，埋葬神秘元素的土地，无性无爱无诗无音乐之高效增长国，就是极权。它憎恶一切自然、混沌、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1991年夏天之后，有人宣布自由的胜利。他们是唯物论者，信仰物质的无限增长，崇尚强悍无情的经济决定论；一切妨碍经济进步的不识时务者、不幸者们，活该用扫帚一挥，扫入角落。


  
但是我懒得抗议。生活有自身的重心和方向。每次遇到亮晶晶的一双大眼，听见哇啦哇啦的脆嗓音，看着冷风吹散她的头发，我心里会生出全新的、温柔的希望，想象有一天她变成快乐的母亲。她的一切琐碎、无知，都让我心花怒放。因为她是神秘的、大地的阴性造物，拥有我永远不能领会的睿智和力量。我做好准备，在几天后被她抛弃，然后长久地怀念她。或者奇迹出现，我拉着她的小手，一起走遍天涯。


  
我依稀看见那张“磕婆子地图”的初期轮廓。这是难以言传的真理：性感属于一段时空、一片土地和一群人。


  三

  
从1990年第一次搬到旧金山，到2010年最后一回去出差，每次回去，我总会在头一个星期，找个机会沿着市场街步行两站路，去一趟公共图书馆。市场街上的疯男疯女们，换了一拨又一拨，老的死了，新的又来。他们身上五颜六色、不合季节、气味不堪的衣服，装点着这座奇特城市灰色的雨、陡峭的坡和清冷的阳光。对这些人，我从戒备、反感、目不斜视，到视而不见。直至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生出难以解释的怀恋。


  
有时我觉得自己又爱上了这座城市。回到米慎区，看看16街上的小电影院，到了傍晚或清晨，乘38路车去西北角的悬崖，呼吸松树丛里的冷雾，还有脚下呼啸的大海。当年位于公司隔壁的墨西哥面包店，仍然生意兴隆。那个卖面包的小女孩，如今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记得我，她的名字叫嘉布蕾拉。


  
1990年前，我是中国来的留学生。法律上和情感上，那是我的真实身份；哪怕已经毕业，并早已打定主意，绝不再回中国。对这个新的国家，我充满热忱与好奇，那份虔诚和真挚的心情，现在已无从追忆。有谁歧视过我，或姑娘们冷遇过我，我没有特别在意。一些杂乱模糊的小不愉快，没在心里留下伤痕。


  
我怀念北京姑娘，无奈，在美国左右碰不着；即便碰到，只要漂亮一点的，就只肯和外国男孩要好，对本族小伙儿则是绝不多看一眼。既然如此，我找白妞好了！在当时，这尚未变为心理情结，成为性爱偏好里的自我肤色歧视。


  
1989年后，因为CNN这样的媒体，我分享了其实并无资格领受的集体性感光环。“Hi！你是中国来的学生？”小女孩亮晶晶的蓝眼珠，流溢着温热朦胧的水分。那短暂且虚假的灿烂让我认识到，一个性感的身份，在美国社会的猎艳场上，意味着决定性的权力。内涵无须确定，光环笼罩一切；光环即是性感，身份就是资源。媒体赋予了这资源，也随时可以剥夺这资源。


  
几年之后，情形变了。我是个落地谋生、辛勤劳动的新移民、华裔男。当然，性感的光环继续闪烁，以往带着殷切和真诚朝我凝望的年轻姑娘，现在朝另一个方向看了：“Wow！真的？从布拉格来？名字怎么念？米列卡？”


  
身份可分两类，有血液中内在化的情感认同，还有随机性的“身份掩护”。比如很多美籍华人会说：我爱中国，也爱美国。事实上，两种爱之间，大抵有一项带着相当大程度的权宜性。


  
被剥夺身份的感觉不会很好。过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史上，许多人被宣布不属于“人民”。不知哪一天，又宣布他“改造成功”，才勉勉强强复归成为“人民”。20世纪90年代的旧金山，当然没什么思想改造学习班，逼我去做什么样的华裔男人。男女间沟通依靠默契，年轻人的自信，来自同龄异性传递的下意识信息。每天走在街上，来自陌生女孩不经意的眼神，无数次暗示着你在女性眼里拥有什么级别的男性身份。


  
我时常猜想，会不会有一天，在市场街上那群可爱的老少疯子中，邂逅一位眼神更复杂、更暧昧一些的失意华裔男？但没有，20年了，从来没有。我在旧金山见过的华裔男，几乎无一例外地乐观、敬业、关爱家庭、心理健全。那些横眉怒目的白人女权妞，不论冲谁使性子，对待唐人街的老板大厨打工仔们，总归是客客气气、和颜悦色。而后者，也从不向白妞们散发哪怕一丝一毫的性能量，或原始的男性攻击力。


  
我最终坚持要在大街上，用“磕婆子”的方式，而不在某家中餐馆，或某一所学院的经济讨论课上，来证实自己的男性勇气和性爱资格；因此几度堕入精神深渊，与市场街上的疯子们相去不远。


  四

  
罗曼·雷德里奇死于2009年。他发明的极权主义精神现象学，先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从他的理论中，我领悟出极权的真实起源，并非政治或暴力，而是身份的再造、词语的变异，还有集体的催眠。一大群人一起抽风，大家都失去现实感。


  
极权刚出现时，并不是领导者专门设计好了要如何如何，而是所有人都没太搞清楚要如何如何。在“文革”初期，难道多数人都是被谁强迫的吗？我没见识过“文革”，但粗粗领略过旧金山的无性妞和反性妞。几年前，我在柏林地铁上，碰上那么几个久违了的小家伙，听口音他们显然来自加州，一副夹生带涩、不像萝卜不像茄子、不像男孩不像女孩、十分傲慢又毫无自信的做派。他们大声交谈，但词语含混不清，夹杂着无数中学生黑话，大人根本听不懂。尽管都是白皮肤、金头发，却显然同周围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而言之，一旦进入铁桶一般的思维，便有了另类集体人格。一所挤满酷仔酷妞的美国郊外中学，与此并无不同，纵使没有钢铁般的组织。


  
极权主义在性爱方面究竟如何显示？投身“天大地大、爹亲娘亲”的理想主义年轻人，去延河边、宝塔山下拉手散步，就要检讨、批斗、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光荣传统，我小时候也打过疫苗。但美国确是自由国家，而且标榜过性爱自由。心态不平衡的我，觉得似乎有无数女人串通好了，一起摆出“不屑理睬”的姿势。事实上确实没有。但她们的行动如此统一默契，到底为什么呢？


  
我猜想，这是一套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没见过的新东西：一个富裕浮躁、百无聊赖的商业社会，一大群心理人格发育很不健全的青少年，在时尚和媒体的娇惯笼罩下，自我实行集体催眠。


  
集体催眠状态的出现，依靠几个基本条件：空间切割，视觉暗示，符号暗示，语言真空，历史真空，人际间所有真实的情感交流亦达到一个真空的临界点。


  
与老牌极权社会相比，90年代旧金山的酷孩子王国，也有基本相似之处。“他们”人人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是希望的灯塔，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之间的男女交往，也遵循与柴米油盐的凡人毫不相同的另一套规则、另一套语言、另一套表情。但究竟是何种规则或语言，其实很矛盾、很不清楚，又常常变化，所以心理都很扭曲。


  
极权憎恶一切自然的、混沌的、原生的生命状态，尤其憎恶爱情。取而代之的，是粗暴、骄横、成群结队又相互隔绝的变态群众。人格与自信被消灭的人，是没有能力谈爱与性的。他们只热爱权力，热爱从一切关系中发现权力、证明权力，证明了还要再证明，再再证明，永无止息。哪怕是短期的极权社会实验，遗留下的扭曲记忆、感情和身份的内心废墟，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慢慢痊愈。


  五

  
1992年夏天，我供职的那家出版公司破产倒闭，我成了失业者。当时我未感到多么恐慌。父母建议我去香港谋职，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消极地接受、等待。


  
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我写信向朋友们道别。抽屉里，留存着厚厚一沓朋友们用手书写的回信。到今天，那些纸页都已发黄变脆。


  
除了看书、游荡，我还努力练习太极拳。七八月的旧金山，起伏不定的山坡上飘着冷雾。我的心境一天天变得清澈、宁静。一个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往回走不是好主意。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找来几本厚厚的法律书。第二天，我慢慢溜达到山坡下面的移民局。一小时内，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我饥肠辘辘，觉得自己是伫立在山坡上的饿狼。


  
那几个星期里，无法描述的情感冲动。那是宗教性的冲动，而我不信任何宗教。我跟随那个声音走去，不顾其余一切常识、理论、潮流、教义。我没有后悔。海淀的田野和小溪已经填平，但世界很大。


  
20年过去了，美国经历了四届总统、一次恐怖袭击、两场战争和一次巨型金融危机。我无数次搬迁，与好友争吵，更改我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观点。没人理解，我何以既不肯做一个本分男人养家糊口，又不能继续80年代的清纯理想。


  
罗曼·雷德里奇的书我读了不下10遍，在感情上接近了作者的祖国——饱经苦难的俄罗斯，那儿出现过繁星一般灿烂的文学与诗歌。


  
对我来说，自由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一定意味着口号和游行。也许，对于一个内心曾经破碎的中年人而言，自由是一声来自大地的召唤，一次精神的再生。

精英阶层的瘫痪 ??


  一

  
这些天该是最开心的日子，晓晶终于到了纽约。可是，大卫为什么如此疲乏、消沉、百无聊赖？内心似乎有些微妙的变化，却缺乏勇气去面对或想明白。他生怕有所流露被晓晶发现，不论睡得多晚，总会和她做爱。如同一匹气喘吁吁的老马，跋山涉水，背负沉重的负担，尽力找回不久前尚且炽热的激情。38岁的男人，总不至于如此疲软。


  
从下飞机开始，晓晶就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亢奋。马不停蹄地扫荡各种商店，漫无边际地观看其实索然无味的画廊、时装展，然后是奋勇地冲向每一个被邀请的酒会，兴致勃勃，眉飞色舞，招呼四周忸怩作态的牛头马面。过去没发现，文静而且好学的晓晶，同时还具有灿烂的社交潜质。作为幸福的新婚丈夫，大卫·施特劳斯只能忠实地陪伴左右，鞠躬尽瘁，毫无怨言。


  
三个月前，他俩在北京结婚。这是大卫的第一段婚姻，晓晶比他年轻10岁，认识时间不到一年。两人最初的话题，也不全围绕着大卫关于美中经济问题的讲演。比如说，对于日本漫画小人书，晓晶和他同样挚爱。发现此项共同爱好，大卫激动得夜不能寐。他拿出久违的铅笔，为晓晶画了许多头像、全身像，后来也画了裸体像。也许，两人的爱情，就从此处开始。


  
说实话，在北京时，晓晶一样拖他看各种展览、见各式各样的人，那些经历并不总让大卫感到自在。然而，一套全然不同的情感尊卑排列，给了他另一个心理时空。简而言之，大伙儿都簇拥着他，小心翼翼地猜测并迎合他的感受；不论是评论汇率或贸易赤字，还是较为客气地夸奖北京的当代艺术，周围的中国人似乎总能从他不经意的只言片语中，演绎出他或许并不具有的深奥智慧。居高临下使人宽容而且有耐心，逐渐培养出尊者提携弱者的占有式快感。


  
回纽约后，大卫又回到了从前：渐入中年，身材低矮，胸脯结实，头顶稀疏，一半犹太血统，经济学博士，供职于国际咨询公司。唯一变了的，是那个难以捉摸的心理时空。很显然，在曼哈顿，他算不上一个重要角色，没有人在意他的观点和意见。


  二

  
相识一段时间以后，大卫羞答答地对晓晶承认，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漫画书作家，经济学只是他谋生的手段。大学本科他学日本文学，毕业后去日本和韩国教英语，后来年龄渐大，生计无着，才贷款拿了经济学博士。


  
关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大卫谈得不多，晓晶只知道一些模糊的不带情感色彩的日期和事件：大卫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失踪，几十年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是死是活，当然谈不上父子感情。至于相依为命的母亲，大卫说，长久的寂寞生活使她的个性偏执，难以相处。可是晓晶看得出来，大卫对母亲仍然有某种奇特的依恋，有事没事总要打电话倾谈。举办婚礼的时候，老太太专程从弗吉尼亚州赶到北京。在晓晶的眼里，那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基督徒，为何大卫说她不好相处呢？


  
大卫忍受过漫长的孤单，但他不缺乏经验。对同文同种的白种女孩，他早已丧失兴趣。他追过亚裔姑娘，有过值得夸耀的短暂成功。一个白皮肤男人，哪怕在各方面都不甚出色，对于大多数的东亚女孩而言，仍然拥有非比寻常的优势。不论在上海、东京、首尔，还是旧金山和纽约，这是屡试不爽的经验、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私生活中，大卫有羞于告人的古怪嗜好。他谨慎地向晓晶做过有限的坦白。在两人感情最浓烈的日子里，晓晶试图尽力地去迎合他、满足他。后来，晓晶终于偷看了大卫的个人档案，除了几千张使她头皮发麻的日本“TEKOKI”图片，还有几百页“收缩经济学笔记”，里面有几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来的外省姑娘们想象曼哈顿，纽约哥大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们想象黄种女孩的身体。两者之间，构成完美的需求和供给。在我的母校里，将近1/3的白种男同学找了亚裔姑娘做女友。这个现象，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同步发生，但与前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这次回来，我对纽约的整体印象尤为恶劣。那群酷人、媒体人、艺术人，一二十年了，还是那副千篇一律的装扮和嘴脸，故作高深的玄妙词语，越来越不堪入目的所谓艺术品。若没有一群突然涌来的北京骗子流氓给他们撑台面，这整个行当恐怕早该破产。


    
对我而言，纽约的酷文化早已折断了它的最后一条边际效用曲线，而现在却来了无数像晓晶这样的热情朝拜者，她们填补了被我放弃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国际化的过程，极大地延长甚至彻底扭曲了时尚符号边际效用递减律的正常破裂周期。

  

  
还有这么一段：


  
    
来纽约后，晓晶达到性高潮的频率增加了大约45%。音调相同，外形相同，但内涵发生了难以捉摸的嬗变。似乎，她的额外高潮感受与苏豪区的专卖店、高屋顶、中央公园的湖和树叶，还有我老板施朗勃热的金色寸头有更多的联系。简而言之，她正在接近她自己幻想里的曼哈顿上流社会。她的精神和肉体都爱上了这个幻想，而矮个子经济学家大卫·施特劳斯现在仅仅是她的道具——说得不客气一点，她手淫的道具。经济规律决定了大多数消费者必须手淫，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贴近或拥抱他们渴望的那个温暖人体。


    
但幻想必须继续，这是世界经济女神的钢铁命令。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审美疲劳。一切素食寡欲者都是社会和家庭稳定的破坏分子，必须遭受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消费万岁！

  

  三

  
假期还未结束，老板发出召唤。大卫如释重负，每天拎着厚厚的公文包步行去公园大道上班。来了重要的项目，必须赶出评估报告、可行性报告。有时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周末也须加班。但他脸色红润，心情愉快。出于无言的默契，和晓晶的性生活密度有了相应的削减。


  
在曼哈顿，大卫有几位单身男性朋友，他们多数有过婚姻经验。晓晶与他团聚之后，在若干个迷惘失落的关键时刻，大卫虚心地打电话向朋友们求教。朋友们说，婚姻生活基本如此，理想化的描绘通通是鬼话。对于夫妻各自真面目大暴露之后的调整之道，朋友们贡献两条忠告：一是，赶快生孩子；二是，假如一时不愿意挂上那条锁链，那就用工作填满各自的时间。万不能像谈恋爱时一样，每天没事在一起死泡。


  
大卫试探性地和晓晶讨论过要孩子的问题，没获得热烈的相应。晓晶开始申请研究院。另外，大卫的老板给她介绍了一家品牌代理公司，先学着做公关助手。


  
大卫就职的公司从事管理咨询，规模不大，但在为数不多的高端客户中享有盛名。老板施朗勃热是瑞士和英国的混血。他身材精悍，目光犀利，50多岁了，看起来却比大卫还要年轻。还有一位北京来的张总，没有明确头衔，最近也常到公司里来。他的个子也矮，圆脸秃头，目光憨厚但略显冷漠。过了好久，大卫终于弄明白，张总甜腻腻地用小名称呼的那些朋友或生意伙伴，尽是些身家亿万的中国超大国企的经理或老总。


  
这两位大头儿经常不在，剩下五六位专家、博士秘书，十几间装饰豪华的办公室，倒有八九间总空着。考虑到公园大道写字楼每英尺的租金，这事儿也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大卫当然从来不问。


  
他们所做的评估，在涉及金额巨大的企业并购或管理层认购股权之类的项目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正有一笔准备与一家北京公司合并的大生意。这位张总的出现，基本与之有关。因为这项安排，公司将吸引一批中国顶级国有企业成为新客户。


  四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连续几个星期，纽约的金融圈都在议论大卫，将有关他的各种虚构或剪接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也不知大卫是否真的曾经不满于自己在纽约的默默无闻，这下他反正算是彻底打响了知名度。


  
我从晓晶的女朋友们和大卫的男朋友们那里，收集到零散的、破碎不全的信息，勾勒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轮廓和线索，也许可以说明一个中年男人的快速心理转变。


  
他们之间发生过两次严重的争吵。第一次是晓晶偷了他的密码，进入他的个人档案。于是有了“TEKOKI”图片在家庭内部的曝光事件。这件事本来是晓晶理亏，无论如何不该践踏别人的隐私，哪怕是自己的丈夫。但中国来的姑娘不吃这一套歪理，而那段时间大卫赶报告不很顺利，也不肯安抚一下失去安全感的妻子，反倒背上牙刷、毛巾和睡袋，干脆搬去了办公室。这事儿后来也就过去了，总不能因为丈夫秘密收藏黄色图片而离婚吧。


  
第二次争吵发生在大卫和他母亲之间。严格地说，那不是一次争吵，而是对于大卫至关重要的一个发现。图片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大卫给母亲打电话倾诉烦恼，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这一切自然是家常便饭，大卫与母亲的对话有一半以吵架结束。这次的起因是大卫的婚姻危机，老妈说大卫从来就不像个男人。一听这话，大卫自然火冒三丈，把积蓄了多年针对母亲的怨恨通通倾倒出来。老人家一急，口不择言，脱口泄出一项爆炸信息。


  
那天晚上，大卫对晓晶说，你跟我走吧，现在就走。我需要你在我身边，真的需要。晓晶说，去哪儿啊？怎么回事？大卫说，到弗吉尼亚，我妈那儿。晓晶说，到底怎么了？你妈怎么了？病了？大卫重重地说，她骗了我，骗了我30年。我们去找她，当面说清楚。请你和我一起，请你留在我身边。


  
然后，大卫闭上眼，把头靠在晓晶的肩上，轻声说道：“我爸，他还活着。”


  
半夜12点，他们租来林肯车，穿越隧道，驶入荒芜黑暗的新泽西。


  五

  
深秋傍晚，遍地枯叶。大卫和晓晶搀着老母亲，一道在山坡上散步。残留的阳光，穿过斑驳树影，刺痛晓晶的眼睛。这辈子，她未曾见过这么灿烂、摇曳的色彩，这么幽蓝、干净的天。


  
老太太安然无恙，心脏运转正常，只是嘴唇颤抖，面容苍白。这位在弗吉尼亚山区小镇上独居的美国老太太，一头白发，被风吹乱，但她倔强地挺直肩背。在孱弱的老母亲面前，大卫尽力控制着自己的烦躁。晓晶未曾听说过什么“茶党”，也无法理解丈夫何以对此愤愤不平，冷嘲热讽。无论如何，这是他老迈的母亲，为何不能表示出起码的尊敬？晓晶忽然觉得，自己的丈夫变得像一个受委屈的大男孩。


  
晓晶想起她自己远在中国的父母。她和大卫一样，基本上由母亲带大。小时候，晓晶和父母有过无数次冲突，但在此刻，她心里溢出无尽的想念与负疚，让她鼻子发酸。她在心里对父母说：“女儿接你们来美国好吗？让你们看美国的树有多绿、天有多蓝，让你们在叶子黄的时候到山坡上散步，以后不再吵架、不再分开。”


  
回家以后，晓晶看到手机上有一条短信，发信人是大卫公司里的张总。大意是说有重要客人从北京来，有事要谈，需要翻译。张总认为自己英语不够好，临时雇人也信不过，请晓晶过去帮忙。


  
那天晚上，大卫给晓晶看了几张发黄的照片。立在正中央穿军服的年轻男人，就是他失踪30多年的父亲。在晓晶眼里，照片上这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同身材臃肿的大卫·施特劳斯，没有太多共同点。说到这个话题，晓晶和大卫又有小小的争吵。在晓晶看来，不该过分责怪他的母亲。何况，过了这么多年，再去寻找那位老人，又有多大意义呢？即使他活着，或者还能想起有过这么一个儿子。


  
看到大卫脸色难看，晓晶转换话题，一起观赏日本漫画。后来他们脱掉衣服，把五颜六色的漫画书摊在脸和身子上。她听见大卫狂热的叹息，未完成的童年梦想和未解开的中年悲哀，缠绕纠结，过早地喷发，无奈地散去。


  六

  
张总请来的客人有七八位。一看名片，晓晶便意识到他们在中国是何等人物。


  
每天旋风一般的会面、采购、游览，累得她嗓门冒烟，但也有难以言表的惬意。她仿佛退回到了一个与大卫全无关系的集体共振空间。这批董事长、总经理们，在国内时可望而不可即，现在不论出行还是交谈，都依赖她的帮助。无论是在招待会酒宴上，还是在第五大道的商店里，他们身着大品牌，有时也说出几句英语；但这批爷们儿的姿态和做派，还是颇像山沟里来的一群县官。然而，他们复杂、睿智、多面、细腻，具备一般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揣摩和应变能力。


  
晓晶熟悉曼哈顿女人的话题：75%是男人，25%是购物。她们大多三四十岁，单身，对已婚年轻女人有酸溜溜的妒意。在各种聚会上，一听到某位（单身男士）在做对冲基金，或者搞并购，或者开画廊，或者交易金融衍生品，便个个眼睛发直。可是，当晓晶引着一小队中国老总们出现在某个酒会，那些装扮典雅的女士们把脸颊朝这个方向一歪，立时浮现出矜持客气但无限疏远的浅笑。有时晓晶发现，自己也在用白种女人的眼光，挑剔老总们朴实的举止。可到了下一分钟，她又满心打抱不平：臭婆娘，假模假式，拿什么架子？晓不晓得，站在你们面前的矮个子、英语说得不好的东方男人，他的身家上亿甚至上十亿？


  
还有北京来的一位什么部的半老婆娘，对晓晶展示不加掩饰的敌意。在老总们面前，她千姿百态，有时还娇滴滴地来一声“同志们呐！”，但老总们不买那个女同志的账。他们有事没事总围着晓晶问这问那，有一位还拖着晓晶，花一整个下午，挑了三辆敞篷宝马：一辆留给即将来耶鲁上学的女儿，两辆送给老哥们儿。


  
晓晶觉得有强大的力量把她朝不同的方向撕扯，撕成互不相干的好几大块。那些老总们固然态度和蔼，但总让晓晶感到自己渺小、屈辱。有时她非常想念大卫，还有弗吉尼亚州干净的山和树。她问大卫何时返回纽约，大卫说，为了那个难产的评估报告，必须在安静的地方多住几天。还有一次，参加漫长的谈判，一些概念和词汇，什么“股权分割”、“咨询费落账”，晓晶不懂，也不知翻译得准不准，于是偷偷去洗手间打电话问大卫。大卫听了半天，突然气呼呼地说：“你们这群红色猪八戒，这是洗钱！”晓晶听了有些怕，但是莫名其妙地怒火上冲。她反驳说：“红色猪八戒怎么了？比你一个白色猪八戒能干！人家有钱！”


  七

  
一年后，大卫·施特劳斯的《收缩经济学》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推出。大卫在书的前言里提到，关键部分的文字，完成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的一家小旅店。最后一章的标题，是“美元彻底崩溃的前提条件均已具备”。


  
信奉收缩理论的粉丝们还在等待这项预言成为现实，而越来越密集的信号和迹象似乎显示，他们不会失望。基本的推论囊括三个概念：杠杆债务峰值，原油开采峰值，符号激情峰值。美元变为废纸未必影响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位置，但美国中部和内陆的全方位经济雪崩将无可避免；伴随而来的，将是美国治理方式的本质改变。


  
在各类债券收益曲线之外，又加了一条施特劳斯曲线。这是激情指数和杠杆套利的平面比。激情指数泛指一个国家的虚拟符号资源。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施特劳斯曲线呈J形上升，也就是说，每一单位的虚拟符号单位，转变为10倍、20倍的杠杆潜力。


  
施特劳斯曲线又被称为酷源曲线。大卫对酷源经济的感受，来自他苦恼且寂寞的少年时代，以及对日本漫画的狂热喜爱。他的论述从日本转到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史显示，不论中国政府和商界多么努力，这个国家的酷源综合指数始终流连于零以下。


  
一个国家的酷源综指被全面高估，而另一个国家的酷源综指始终处于负数；两者之间，形成奇妙的互利互补——这即是美国和中国，更准确一点说，是两国各自特定群体之间的互利互补。而这种美好的关系在J形曲线达到顶点的那一刻，将戛然终止。


  
除却晦涩的理论，大卫还写了更为平易近人的段落。比如，他严重质疑美国民主体制的现实性：“什么量化宽松、负利率、捆绑抵押贷款，谁弄得懂？既然你弄不懂，也不可能弄懂，那你怎么投票？投给谁？大众真的拥有选择权吗？2001年和2004年，两次把票投给小布什；2010年，把票投给茶党。一而再，再而三，中部的美国大众，把票投给二百五，还有躲在二百五后面的金融炒家、投资银行。他们投票换来一条钢筋绳索，套在自己和家人的脖子上。这是对酷源曲线的叛逆，对激情指数的颠覆。”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晓晶已经不知道大卫的去向。他不再是晓晶的丈夫。


  八

  
访问团在纽约的最后一晚，举办隆重晚宴。地点是施朗勃热在中央公园西大道上的顶层豪宅。饭桌摆在客厅外的阳台上。在镶着大理石的洗手间里，晓晶猜到施朗勃热是单身男人。


  
几轮敬酒完毕，开始唱歌消遣。来自中国的一位文质彬彬的朋友，用日文唱《星星》，另一桌的老总们吼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美方投资人、张总、哥大教授和前共和党议员，还有位黑发或金发的女孩被晾在一边。后来，中国客人起哄，要求美国朋友献歌。


  
78岁、身高将近两米的前共和党议员磨磨蹭蹭地站起来。晓晶以为他要唱《星条旗永不落》，谁知他竟用破碎不全的音调哼了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歌；然后又发表一段长长的讲话，大概意思是“共同领导世界”，还有双赢的资金和资源配置等等。


  
晓晶多干了几杯红酒，脸孔发烫，头昏脑涨。她忽然意识到，结实而敏捷的施朗勃热快步走来，在她身边的一张空椅子里坐下，两只蓝眼珠里迸出钢铁一般的光芒，直接指向她赤裸的肩膀和脖子。晓晶和他见过几次，但头一回感觉那种明确无误的男人看女人的目光。施朗勃热说：“美丽的、举世无双的女翻译，这星期你辛苦了。没有你的帮助，我们的生意怎能谈成呢？留给我们一首歌吧，让大家永远记着你悦耳动听的美妙声音。”晓晶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说：“遵命，但请老板先唱一首。”然后撅起嘴唇，做出娇弱哀求的样子。施朗勃热无法退却，沉吟片刻，便拿起麦克风，用低沉的德语唱了一首《雪绒花》。


  
施朗勃热唱歌时，晓晶一直看着他拿麦克风的手，宽大的骨节，结实的手腕。这歌使她迷醉，她又想起父母。那疏远的、自私的父亲，神经兮兮，拼命攒钱，以及天天念叨“文革”峥嵘岁月、咒骂社会不公的母亲。她对曼哈顿、中央公园和苏豪画廊的热爱，对中国老总们的仰慕和鄙视，对大卫的依恋和怜爱，对父母的思念，自小承受的屈辱和破碎的梦幻……在施朗勃热浑厚的歌声和强健的手臂中，交汇融化，成为夜空中滚烫的白烟。


  
轮到她唱了。晓晶不假思索，用嘹亮的高音唱出小时候听母亲唱过几万遍的老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当然，在她心里，这是唱给遥远的、一生不快乐的母亲。客人们报以雷鸣掌声，晓晶流出了眼泪。她用英文高喊了一声：“I love China!I love America!”


  
客人散去。施朗勃热倒了一杯威士忌，轻声说：“我小时候很苦，但我相信自己永远不会失败。我不相信死亡，不相信痛苦。生命没有止境，成功和幸福也没有止境。我看出你是永远不会接受失败的女人，你该过最幸福的生活。你看，这是纽约，这是曼哈顿。它们将属于你！”晓晶的手，被攥在一只强健的大手里。她的整个身体微微地颤抖。


  九

  
65年前，在这片幽暗潮湿的树林边上，红军战士廖尼亚·季莫申科趁弯道减速，跳下遣送战俘的英军卡车。那是一个初冬夜晚，天空惨白，冷风扑面。他只顾朝前飞跑，并不理会身后的吼叫，还有飞过头顶的一串冲锋枪子弹。


  
运载几百名战俘的卡车队伍渐渐走远，并没有人从后面追赶。那一夜，廖尼亚和另外两个跳车逃跑的苏军战俘一起躲在树林子里。确认周围无人之后，他们熟练地点火取暖。天亮以后，为了安全，三人决定分开。他们互道珍重，然后各奔东西。廖尼亚会讲德语，他觉得城里或许容易找到食物，又能消失在人群里，于是朝着维也纳的方向走去。


  
1941年6月到1945年3月，各次战役中先后被俘的苏联红军官兵共计540多万人。当时的苏联政治辞典中，不存在“我方战俘”这个概念，只有“怕死鬼”或“祖国的叛徒”。为逃避德国战俘营中非人的折磨，一部分苏军战俘陆续加入所谓“志愿队”，穿上德军制服，做些后方的辅助工作。1944年，经希特勒批准，55万名前苏军官兵在降将弗拉索夫率领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配备轻重武器、战斗机和装甲师。他们尚未尝试与呼啸而来的苏联红军直接交战，整个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便已土崩瓦解。


  
德国战败之际，尚有几十万“苏联红军”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们的长官使出浑身解数与盟国交涉，试图将全军经奥地利西移，向美军缴械投降，以逃脱要被遣回苏联的严酷命运。当然，交涉彻底失败。根据罗斯福、丘吉尔同斯大林达成的秘密协议，所有流落于欧洲各国的苏军战俘，包括穿上德军制服、将枪口转向红色祖国的变节官兵，还有一部分革命后散居于中、东欧的白俄居民与后裔，皆被视为苏联公民，由英美军队武装监督，全数遣回苏联政府管辖区域之内，无一例外。


  
数百万前苏军人员顺从地接受了无可回避的黯淡前景。一队队形容枯槁的年轻人，被押上闷罐火车或军用卡车，跋涉十多个日夜，走向枪决场、绞刑架或西伯利亚苦役营。也有极少数不肯认命的家伙冒死逃脱，凭着韧性和机智熬过盘查、混乱和饥饿。不久，“冷战”拉开序幕，这些无名无姓的幸存者成功地留在了铁幕的西边，廖尼亚便是其中之一。


  
1947年，廖尼亚娶了一个无父无母的奥地利姑娘为妻。他伪造经历，改名为劳伦特·施特劳斯。


  十

  
大卫回纽约后，家里一切如常，觉不出什么重要的变化。晓晶没去机场接他，但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他讲了寻找父亲的计划，但不知为何，这话题使他口干舌燥。似乎生命在过去几个星期里为他开了一扇未曾发现的小门，在门后面，大卫·施特劳斯长大了10岁，而晓晶仍然是个欲望过于简单的北京女孩。


  
那天欢愉之后，晓晶突然说，希望大卫辞了工作，带她迁到加州。大卫觉得莫名其妙，未置可否。而此后，晓晶开始无故寻衅发脾气。大卫熟悉这种无可挽回的内心冷却。关系恶化的速度和方式，与他曾经经历过的毫无差别。


  
交给施朗勃热的报告里，大卫收集了新能源项目在中国上市的情况，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回报率的估计，还有不同级别资产经过上市相互稀释和转移的可能性。他特别讨论了一种被称为“定向增发”的特殊融资渠道，仅接受高净值个人或大基金的投入。这种方式，为债权和负债额的重估提供了独特然而安全的渠道。


  
公司讨论了大卫的评估报告。众人对其深度和信息量赞誉有加，但似乎言不由衷，好像掩藏着一个对大卫十分不利的公开秘密。大卫脸色越来越难看，轮到施朗勃热做总结时，他忽然起身说：“先生，我的报告，您根本没读过，是吧？早知如此，交给我老婆来写，不是更好吗？”他把手里的文件摔在桌上，拂袖而去。


  
以后发生的事，纽约经济学界和金融界的圈内人士都不陌生。施朗勃热、张总和某些中国企业共同参股的金融咨询公司在太平洋两岸同时上市，股价一路攀升。后来网上爆出长文，披露这家公司稀释股权和债权、忽悠两国中小投资者的险恶真相。之后引来美国证监会调查，股价逆转狂跌。那篇文章署了大卫·施特劳斯的真名。施朗勃热准备起诉他，但是被告人已离开美国，不知去向。


  
晓晶没成为施朗勃热的情妇或女友。她用卖空这只股票赚的钱，独自搬到了旧金山。人们合乎逻辑地怀疑，晓晶的投资战略受到前夫大卫·施特劳斯的内幕消息影响。


  十一

  
2009年11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维也纳南站附近一个咖啡馆里，82岁的劳伦特·施特劳斯和他从美国来的儿子见面。分离30多年，父子之间难以辨认。不过，两人都竭力控制情绪，尽量自然地谦恭有礼。老施特劳斯掏出电话，叫来司机和车，邀请儿子一道去斯洛伐克共用午餐。


  
奥地利和美国不同，道路蜿蜒、细长、僻静，通向边界的干道上没有汹涌的车流。小车的皮座位宽敞而且松软，司机是个干瘪瘦弱的中年俄罗斯人。大卫意识到，早已退休的老父亲似乎并不贫困，而且兴趣广泛，思路敏捷。


  
45分钟后到达边界。检查站早已撤去，但能明显感觉到，公路那头仍然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乍一看去，似乎每棵草都长得不够绿，不够整齐。破旧的“社会主义”公寓，不合逻辑的公路排列，颜色过分鲜艳的广告牌。小施特劳斯不知自己是否又到了中国外省，但他感到轻松、畅快，忘却了旅途的焦虑和疲惫，还有破碎的事业和家庭。


  
在餐馆里，大卫斟满摩拉维亚红酒，父子俩一饮而尽。


  
据说，大卫的曾祖父虽然是个工人，却会讲6种语言。家乡在乌克兰顶西边一座名叫乌什格罗德的小城，紧挨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长大以后，老施特劳斯考验他的父亲，发现他对自己的语言天才有所夸张。事实上，他正确地使用6种语言仅能流利地讲两句话：“喷香的烤鸡！您出个价儿吧！”“长官大人！请别朝我开枪！”


  
在俄语里，“乌克兰”这个词含有“边缘地带”的意思。过去100年中，乌什格罗德和整个西乌克兰地区的国家归属多次变换。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中，老施特劳斯的父母亲相继去世，他的童年在当时遍布苏联各地的孤儿院中度过。他16岁加入红军，参加过基辅和列宁格勒保卫战，后来全军被围，弹尽粮绝，随同大伙儿投降做了俘虏。


  
吃完饭，只用了20多分钟车程，父子二人又回到奥地利。所谓边界，只是绵延的森林，还有广阔、绿色的田野。65年前，奥地利东部的主要部分皆被苏军占领。后来因为大国棋盘微妙变更，还有讨价还价过程中难以揣测的武断和随意，奥地利终于划归西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寂静或空旷成了西方的基本视觉特征。当然，也包括过分规整的舒适和惬意。大卫突然想到，假如他也能在一两小时里开车去北京喝茶，然后在同一天下午返回安静的弗吉尼亚小镇，那是怎样一种滋味？


  
在那一刻，大卫强烈感受到美国的遥远和孤立。对这儿的人们来说，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都有既暧昧而又格外具体鲜明的意义。从家门口的小路上，父母的旧相册或祖父母的婚史里，这儿的人直接感受文明的飘摇与界限的脆弱，还有生命中的无常、背叛、狡猾和世故。历史给了美国人一个巨大的角色。凭着年轻和勇敢，还有过分单纯，以及中学生似的意识形态，他们吸纳并且相信了这个角色。而且在舞台和导演早已变更了的今天，他们无奈地、习惯性地重复已经不合时宜的戏路、台词和表情。


  
老施特劳斯累了，在河边坐下。他又谈起当年一道跳车逃跑的伙伴：“再没见过他们，大约都死了吧？为何我活这么长呢？”他又露出灿烂的、老顽童一样的笑容：“你知道，当时每辆卡车上，20多个遣送回国的弟兄，只有两三个英国兵看守。我们都跑的话，他们怎么拦？可是弟兄们不跑，他们都静静地坐着。”


  
沉默好久，老头子又说：“这辈子，碰到不少事。我守着一个诀窍：大队人马往哪儿开，我一定朝相反的方向跑。就这样，活了82年。”


  
天色渐晚，靠在椅子上的老人睡着了。大卫仔细端详父亲：典型的德国老人装束，质地讲究的毛衣、皮鞋，褶皱的脖子，雪白稀疏的眉毛。他想象那个从未见过的故乡，神秘的山脉，星星点点的东正教堂。但这儿是欧洲中部，脚下流淌着灰绿色的多瑙河。大卫意识到生命不论何其窘迫，还是有别种选择。看着父亲蜷缩瘦弱的身躯，他从哽咽的喉咙里，默默叨念：“谢谢，爸爸！保重吧。”


  十二

  
几个月后，《收缩经济学》一书广为畅销。一度有不少基金投行的交易员们把书中数段语录做成条幅，贴在交易桌前的电脑屏幕上，引起若干公司高管的不快：


  
    
捆绑沽空的获利原则，来自施特劳斯曲线倒挂阶段的社会群体特性。在每个复制型的国家或社区，我们发现完全雷同的现象：最难以刺破的是数字化的集体幻觉。


    
我们是集体幻觉的维护者和寻租者。世界已经像我们的面部表情一样平整、干枯，缺乏湿润和惊奇。我们操作符号，导引物流，摆弄数字，以便给过分拥挤的地球提供梦幻、辛劳、流动、消费。没有了我们，世界将陷入停顿。


    
现今中美两国之间最奇特的相似点，在于它们对符号寻租行为以及相关集团的彻底依赖。国家或社会的共识，完全来源于物质的堆积和数字的闪烁。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但收缩时代已经降临。几周之内，将无人怀疑这一事实。人们会意识到，他们自食其果。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脚下一片赤褐色的荒漠。收缩过程本身的惊奇和震撼，将超越一切传统的艺术和文学。


    
因为历史不是一条上升的曲线，它是一本永远循环的漫画。

  

身份 ??


  一

  
2004年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当时，我正从布拉格迁到柏林。我以为，迁到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城市，能够忘却人届中年瘫痪飘忽的内心困境。


  
我德语差，也不喜欢去博物馆，或是跟着大队游客去朝拜文化名胜。住下来之后，坐地铁或步行去探索这座一度分割为二的传奇城市，便是主要的功课。墙早已拆除。精力格外充沛的猎奇者，用一两天时间，成功地追踪整堵墙的路线或遗迹。我提不起那精神，更有兴趣的是揣摩这个城市现在时态的生活。


  
这里位于柏林墙遗址附近，是“冷战”时期东、西方的交界处，虽然东、西划分更多是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边界感，至今依稀可见。动物园附近至今立有苏军战争纪念碑；很多东、西柏林的景观差异仍被人为保留，包括不同的红绿灯系统。身处这一昔日的前哨地带，你会更加强烈地感到与东边那个广大世界命运上的联系。


  
我从动物园车站出发，乘S线穿过公园和弗里德里希大道，再往东走。对我而言，这便是百走不厌的文明时空探险。一过亚历山大广场，上来一部分乘客，下去一部分乘客。全车厢人的着装风格、神态，还有各种微妙情绪的流露，便有了不可忽视的落差，其明显程度，超过20世纪80年代从北京海淀区搭乘大巴进入宣武区。


  
这人群氛围的强烈变化，还包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婉转，不似从香港新界向北穿越罗湖那样改天换地。然而，S线车短短10分钟后驶入华沙大街站台时，完全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国家，连年轻姑娘闪眼偷看陌生男人的眼神，也同西边有明显的不同：多了些鲜活、直率与好奇，少了点西边时尚小妞或白领丽人通常套在脸上的彬彬有礼、淡漠而得体的距离感和厌倦感。那时，我还没看过电影《再见列宁》，也不认识“Ostalgie”（东部怀旧症）这个新词。


  
有朋友告诉我，柏林各街区的居民，不爱相互串联。东区的原住民，有自己爱去的酒吧、饭馆、商店。休闲时，他们大抵不朝西边走，哪怕只隔一个或半个地铁站，仿佛对方并不存在。价格的差异似乎也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申豪瑟小道和普林茨劳威尔堡是两个本来属于东区的地域，1989年后，被来自西欧北美各国的逐酷老青年或少青年以及售酷商人大面积占据。其基本氛围和文化生态，大致类似于20年前的纽约东村。或者，在更广泛、更扭曲的意义上，也与北京商业化前后的画家村有若干可类比处。撇开《明镜》周刊或政府发言人热情洋溢的言论，普通人大多冷漠平和地奔忙于各自的生活，并严格保持着无形和有形的距离。15年前，围墙倒塌，千百万人流泪拥抱狂欢，像是已经遥远得让人无从追忆。


  二

  
每天清晨，固定不变，我去动物园车站免费浏览当日的英文报刊，花一个半欧元吃一根又红又粗的德国香肠配芥末。上瘾之后，发现其鲜美敦实超过美国或中国类似产品不下百倍。我每天在动物园车站来往进出，各国女学生，自然成了时不时老起脸皮上前搭讪邂逅的理想人选。


  
过了些天，我发现东、西区之间居然有个老图书馆。建筑风格呆板丑陋，却因原始老旧而更觉得可爱。20世纪40年代末，占领柏林的美军将它作为礼物赠送给被炸得体无完肤的柏林市。每天开门时，总有一大群人蜂拥而入，有叽叽喳喳的土耳其妞，不敢判断究竟来自哪里的俄语妞，较为严肃的德语妞，似乎并无固定职业的电脑狂、读书狂，形迹诚恳或可疑的非洲黑人，还有显然在德国本土生长的老光棍、老疯子、老读报癖，不一而足。大伙儿一排排坐在摆满书籍的明亮的大屋子里虚耗生命。这后现代西欧社会福利主义末期静谧和谐、衰颓堕落、无所作为的幽默场景，无法不让我乐不思蜀。


  
冬天已到，每天不到下午3点半，天色便略略发灰。图书馆窗外U线城铁下方的小河里漂着干树枝，还有木呆的水鸭子。水色透亮而近乎深黑，在缓缓流淌的沉郁和苍凉里，夹杂着凝重的温暖。


  
听不太明白德语电视节目，我只好看英国广播公司和CNN的国际新闻：死了几十万人的印度洋大海啸，基辅独立广场上举着橙色彩旗的抗议人群。寒夜，姑娘和小伙子们在帐篷里挤作一堆，高声叫喊“尤先科！尤先科！”。这位一度被他们热爱的民主领袖，据说遭到俄罗斯秘密部门下毒陷害，满脸长出令人不寒而栗的麻子。如今看来已经痊愈，不过外交内政乏善可陈。“橙色革命”5年之后，尤先科加入新一轮总统大选，得票率不及6%。而当时硬被轰下台的专制保守分子亚努科维奇则卷土重来，得票率遥遥领先。


  三

  
2004年岁末，我终于在柏林夏洛特堡找到一个不错的小公寓。它的位置不在我时时流连的东区，而是在西区的正中央，离动物园车站只需步行15分钟。据说在东、西柏林分割的时代，这里是很时尚很热闹的区域。现在，一走出繁杂的商业街，仍然有僻静的林荫道、老房子，若干个小画廊和昂贵的古旧家具店。最近，听说有人已经将那个区私下改名为“夏洛特格勒”，与昔日的列宁格勒或斯大林格勒交相辉映。


  
在欧洲，这几年到处能碰见说俄语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打工大婶。来自乌克兰的似乎占绝大多数，而夏洛特堡也逐渐变为俄语者的天下。理发、找房子时，意外用上我那半通不通的俄语，有一种难以表述的熟悉甚至亲切。也许，这里边包含着某些模糊的、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内心认同感。


  
电视上乌克兰新总统尤先科，每天都发表慷慨激昂的新论点，大概的意思是，乌克兰将加入欧盟，拥抱西方文明。他还下令成立了一个新的部级单位，名曰“融入欧洲部”，雇了几百号人，全权负责统筹乌克兰与欧洲融合接轨的各项事宜。这份殷切和急迫，比起百多年前日本人所讲的“脱亚入欧”，大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仔细想来，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源头，乃是第聂伯河边的基辅，遂有“基辅罗斯”之称。这片土地、这种人群一旦从心理、文化、情感和政治体制上彻底转向，那广袤宽阔的俄罗斯母亲，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种转变和这份渴望，在它迅速成为明日黄花之前，有其不可忽略且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缘文明重要性。


  
在历史上，乌克兰独立建国的时间不长。它的一部分曾经属于波兰。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新政权立足未稳之际，违心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又把一大块土地划给了德国。说到底，尤先科总统要框定和澄清的，是这个新的乌克兰国家究竟姓什么叫什么。


  
1989年之后的东欧，民主投票、市场经济、私有化、美式开放媒体、大众文化的普世真理魔方，有着不可撼动的坚固信仰。流行的观念是：哪怕再糟糕、再落后的社会群体，但凡服用过一两贴上述大补药方，就铁定可在短期内峰回路转、鸟语花香。也有例外，比如前南斯拉夫，即便服用了十全大补药，因为拎不清楚姓什么叫什么，终究未能逃脱血溅五百里的惨烈杀戮。


  
在2004年，我已经比较熟悉俄罗斯，却从未去过乌克兰。我未曾亲身体验过夹带古代哥萨克遗风的豪放、自私与放荡，更不能体会，种族混杂的乌克兰人，连续好几代生活在过分粗犷荒芜的俄罗斯天空阴影下，开拓一小片心灵和精神的空间，是他们多么朴实的渴望。


  四

  
德国东边的人，不存在姓什么叫什么的问题。他们讲德语，血管里流淌着纯粹的日耳曼血液。但是，他们曾经拥有的自己喜爱的球星、流行歌曲、广告招贴、粗鲁笑话，一夜之间被一扫而光。德国东部弥漫的怀旧情绪，疑似时下中国一些下岗老工人怀念改革前的时光。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而完全失去自己一度习惯并赖以生存的话语、群体、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氛围，在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外国人。在欧洲，有相当多的人，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国籍归属感到困惑，处于永久的漂流状态。


  
我是黄种汉族人，生长在中国，德国不是我的国家。对我来说，墙，还有对自由的渴望，都不是陌生的词语。精神和生命的瘫痪，始于20世纪90年代。于是，我去了美国，然后便失却了对美国的信仰。我无法指明究竟是谁、哪个机构或组织剥夺了美国和我的自由。似乎用任何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框架，都难以解释这新颖而且史无前例的体验。无论如何，2001年夏天，我终于溜出美国，窜到欧洲。这对我而言，无异于第二次解放。在柏林，欧洲的心脏地带，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东、西方分割后又重新聚合的裂口，我呼吸到温情、记忆、幻灭、冷嘲、沧桑，还有超越意识形态混浊洪流的某种更悠远而深邃的脉动，它安抚了我无依无靠却贪婪依旧的流浪灵魂。


  五

  
在柏林，断断续续，我一直待到2008年秋天，经历了个人生活中一些永难忘怀的变故。离开柏林前的那年夏天，我意外看到一大群平素沉默寡言、鲜与他族人交往的中国人聚成一堆，青筋弩张，横眉怒目；挥着小红旗，嗷嗷吼叫，还不时对旁观路人做拳打脚踢状。那段时间，我沉湎于失去所爱的锥心创痛中。


  
之所以预感到将要降临一场巨型金融风暴，是因为我已逃离美国，这意味着我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将日渐减少。我在柏林也将要从一个优游浪漫的旅行者，变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了。我知道在柏林我似乎是待不下去了。


  
毫无疑问，一个过度自我放纵的时代行将结束。美国的倒塌和“橙色革命”的无疾而终，皆在意料之中。试图分析这段破灭过程的理论建构，恐怕将赶不上倒塌过程自身山崩海啸之力度和速度。而新时代的牛人牛语，会属于那群口齿不清、眉毛眼睛都没太长开的中国青少年？这未免有点不知哪儿跟哪儿。


  
美国有一个庞大的传媒和品牌产业，它将每代青年人叛逆的姿态高效率地消化为酷潮流。酷还是不酷，跟姓什么叫什么有相同的含义。若是两三代年轻人被动地接受一个虚伪、滑稽而且猥琐的集体身份，他们一定不高兴。因为他们年轻，希望自己酷和性感，并被人尊重。我知道我已不是年轻人。


  
在同代人中，我有几位很好的朋友。大家似乎分散在抛物线的某一个点上，都被甩了出去。从此四散各方，再也寻不到共同追忆并澄清各自真实姓名与身份的氛围和场合。虽然终归没有学好德语，但我从历经劫难、死后重生的德意志民族那里，找到了遥远然而实在的内心共鸣。见识了过度的执着、败亡和废墟，却未曾忘却自己古老的诗歌和语言。民族和文化的身份，不外如此。

英特纳雄耐尔 ??


  一

  
他的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以及前妻，都先他而死——被毒杀、处决、流放失踪，或精神失常而病殁。已近60岁的老先生，与和他生活了30年的妻子，在花草繁盛的墨西哥城柯亚坎区，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仍旧思路敏捷，文笔犀利。在孤独而漫长的深夜，他怀疑自己；一个支撑了他大半生的信念，慢慢开始动摇，他甚至考虑过自我了断。


  
很多人来看望这位传奇老人。即便沦落至此，他还是拥有无数崇拜者。当然也有人痛恨他，不远万里派来刺客，有一回竟然用机枪扫射卧室。


  
虽然历史被数度篡改，但谁都不会忘记那张独特的脸——列昂·托洛茨基，原名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生于乌克兰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被逮捕流放后，他冒用一位警官的姓名，抛下妻儿，从一个偏远的流放地漏夜逃亡，假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他是“十月革命”的策划者、组织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列宁的挚友。在最疯狂、最暴虐的革命初期，他乘坐铁甲列车穿梭于欧亚大平原，一边读法文小说，一边指挥血腥厮杀……


  
柯亚坎区在墨西哥城南端，林荫葱葱，院墙高深。僻静的街上，偶尔见到一两位方头大耳、穿着大花短裤的美国游客。他们旁若无人的谈笑提醒了我：现在不是30年代，而是一个世纪的末尾。


  
60多年前，被开除苏共党籍和苏联国籍的托洛茨基，连续遭到几个欧洲国家入境拒绝，却意外获得墨西哥接纳。邀请者包括墨西哥总统，还有著名艺术家、弗里达的丈夫迭戈·里维拉。那时，墨西哥仍停留在今天我们无法辨认的时代。艺术家地位之尊贵，超越老板大亨甚至国王总统。里维拉最新的构想，是由全球艺术家组成共产主义大公社，革命元老托洛茨基住到家里，正好做公关策划和形象顾问。那段美妙的合作延续了不到一年。托洛茨基夫妇收拾起不多的家当，搬到距离迭戈和弗里达家4个街区的另一栋小房子里。据说有过一些无端的政治分歧。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疲惫伤感的老托洛茨基和年方28岁的弗里达之间，出现了某些不便张扬的微妙感情。


  
这里是他夫妻俩最后的家。机枪扫射事件之后，四面加固了水泥和铁板，乍一看去，像一座奇形怪状的大碉堡。窄小的园子内，一座清素的墓碑，四面摆着鲜花。墓碑上边，一面红旗在风中飘动。


  
墓中长眠的老革命者，最后死于一把猝不及防的冰镐。从照片上看，老人头上裹着纱布，被一群医生、警察围在中间，手执一卷报纸，怒斥由斯大林同志派来的不速之客。弥留三天之后，撒手而去。


  
托洛茨基故居的卧室和书房狭长，展品只寥寥几件。我仔细辨识盖了邮戳的明信片上优美细腻的钢笔字迹，认出“亲爱的”、“全世界劳动者”等俄文。还有一排照片，两位老人，头发花白，坐在野外，攥着一束热带花草，旁边蹲着他们心爱的小兔子。


  二

  
托洛茨基是相当精确的预言家，特别是在他永远丧失家园和祖国之后。


  
他曾经估算出希特勒进攻波兰的大致时间段，误差只有几个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他又预言希特勒大约将于1941年下半年突袭苏联。他亦最早提出“欧洲合众国”的构想，主张超越国界，组建一个联邦式的整体。唯一没有兑现的，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他所念念不忘的世界劳工阶级大革命。


  
托洛茨基恃才傲物，为人自负狂妄。铁心支持他的人多数是天真加上偏激，文人气重。短短几年，以他在苏共党内的雄厚资历，竟弄到四面楚歌，孤家寡人。他和列宁共同塑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在那个体制的顶峰，只容得下一个人，其余的或者匍匐，或者被消灭。这恐怕是托洛茨基未能预见到的。


  
20年代末，斯大林逐走他时，似乎并非决意置他于死地。以后恨他到偏执妄想、夜不能寐的程度，应该与两人的个性有关。托洛茨基见过世面，通晓欧美，文笔优美而且有力，攻人短处时毫不留情。要他从此退隐江湖不问政治，实在强其所难。斯大林亦是旷世雄才，自尊极强，然而个性绵密内敛，若论口才和文化视野，比起托洛茨基，不是一般的逊色。据内幕人士说，到了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每写一篇文章，编辑部墨迹未干，抄件早经特工渠道送上斯大林同志的书桌。然后，工作人员便隔门听到阵阵咆哮，伴随椅子掀翻、茶杯摔碎的声音。


  
1937年，大清洗，罪名多多少少围绕着“托匪”、“托派间谍”这么几个标签。当初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周围早已沉默的七八位老同志不算，上百万的普通百姓、军人、艺术家，背着莫名的罪过服刑或受死。没有遗言，没有墓碑，了无痕迹。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也并非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其一是阶级专政：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则应该由所有工人，以民主的方式，实行整个阶级的专政。如果由斯大林委派来的政委们专政，革命岂非白折腾一场。其二是连续革命：苏联人应当诱发最先进的西方国家一道革命，实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关上大门自己闹军事共产，终归没有前途。


  
听说托洛茨基要撰写一部名为《斯大林》的长篇专著，克里姆林宫便下达了格杀令。


  三

  
我到欧洲漂游数年，有一回，我惊异地发现，精心拟定的行程，竟然与革命前托洛茨基某次逃亡的路线大体重合。比照传记中发黄的地图，我逐站核实，唏嘘良久。


  
可以核对的事实是，不论是在维也纳还是在柏林、日内瓦，托洛茨基获得了当地社会民主党的慷慨资助。第二国际的互助机制，那时尚未瓦解。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他们留下这座大庙，在欧洲剩下两位掌门人。一位名叫伯恩斯坦，早年被德国政府驱赶至瑞士，后来去英国与老病的恩格斯为伴，乐不思蜀；另一位名叫考茨基，留在马克思的故乡，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大。西欧大陆连续几十年未发生战争，经济繁荣，各国的工资水准持续上升，包括最底层的工人。德国实行过一段新权威主义，后来俾斯麦退休，选举逐渐放开。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由百分之十几上升到三十几。在100年前，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和中欧，经过马克思之后几十年的缓慢博弈，正在进入主流社会。


  
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托洛茨基认识了一位出身背景和观念理想都与他极其相似的波兰犹太女子，名叫罗莎·卢森堡。她比托洛茨基年长8岁，一样地心高气傲、聪敏绝顶——德国社会民主党里崛起的咄咄逼人的新星。


  
托洛茨基与罗莎关系奇特，既互不相让又惺惺相惜。罗莎遇害后，托洛茨基曾寄予深情的赞词。也许正因为他们是最天才、最具人格力量的革命者，历史才将他们的姓名和思想紧紧拴在一起。两人最后遇难的方式，也神奇地类似——头颅骨被敲碎——惩罚那颗不安分的脑袋。


  四

  
那一连串小国家，各有引人肃然起敬之处，亦各有必须防范之处。搭上火车，三四个小时就能穿越一条新的国界，接近一段截然不同的历史。我不明白，那些小国家的人民，为何不爱互访，特别是老年人。也许是几十年的积怨、血腥的记忆，或者干脆就是没头没脑的势利和轻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在过去100年里，他们各自的边界，不是坚固的城墙，而是起伏的潮汐、翻滚的泡沫、游弋不定的波浪。在100年前，作为独立国家，其中的大多数并不存在。


  
我慢慢还发现有些不便随意触碰的话题，比如，托洛茨基的名字。某些久远的、隐忍的、深入骨髓的憎恨，开始冒出污黄色的气泡。不是完全针对解体了的苏联，或是消散了的红色意识形态，更多更主要的，是针对托洛茨基和罗莎共同的种族。


  
不止一个人悄悄地告诉我，欧洲20世纪的战争与革命，千万人无辜死亡的大灾难，总归与“他们”有关。不论是金融大亨，还是赤色激进分子，“他们”总是要破坏和瓦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最习惯的生存方式，是悄悄寄生于另一个国家。


  
我不太相信这些话。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罗莎和考茨基不可能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同属于一个巨大的国际阴谋。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投票支持战争，法国、英国的左派党或工人党也做了相似的决定。这意味着，各国的工人大众总体而言支持祖国和政府。这也意味着，欧洲工人阶级为了老板和将军们，开始了自相残杀。马克思的幻想和希望，在这一天已经破灭和死亡。


  
罗莎生于1871年，与巴黎公社那个短命的组织同年，与那首响彻全球的《国际歌》同年。她追随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与社会民主党决裂，成立了另一个党，取名“英特纳雄奈尔”，这个词的意思是：无产者的国际主义。


  
这是罗莎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精神底线。法西斯主义者对所谓“犹太国际阴谋”的解释失之肤浅。不能否认，作为个人，他们真诚而无私。在无意识中，他们背负着那个古老流浪民族的神秘心灵和悲剧命运，虽然他们自己不能承认。


  
后来德国战败，亦爆发革命，但情况完全没有朝着托洛茨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罗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不乐观，但是，为了不背弃同志和同伴，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比托洛茨基先走了20年。


  
在柏林梯尔公园西南角，罗莎的尸体被士兵抛入运河。在她的纪念雕塑旁，有人手抄了她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这个女人的口才和雄辩，不逊于托洛茨基：


  
    
柏林恢复了稳定吗？你们这群侏儒！真的不知道？你们的“稳定”建在沙滩上。明天，枪炮声再度响起；你们将吓得面无人色。一声嘹亮的号角，向世界宣告革命的来临：这是我，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远。

  

转型 ??


  一

  
欧斯纳布鲁克，德国西部一个小城，从柏林巴士总站出发，四五个小时的车程。《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就在那儿出生长大。后来希特勒执政，雷马克流亡国外，至死没有再回德国和他的家乡。


  
好几次，萨洛美向我提起那个地方。她从网上搜出照片：保存完好的故居，镇上的小旅店。但阴差阳错，终归没有成行，我们已经各奔东西。


  
同她分手之后，我读了每一篇能找到译本的雷马克小说。多数的故事里，总有一位亡命天涯的中年男人，沧桑，冷峻，怀抱莫名的伤痛，遇上一个感情炽热的女人，却无法相互理解。有一天他终于明白，这段充满误解的关系，正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爱情。但为时已晚。


  
这女孩的名字比较奇怪：萨洛美·纳日·阿帕启泽。姓氏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一边是高加索山上的格鲁吉亚，另一边是匈奴王阿蒂拉的后裔匈牙利。她不喜欢讨论自己的母语和身世，家乡或归属是一个使她苦恼的问题。


  
相处的头几个星期充满浪漫。每天下课，我在大学门口等她，一起搭无轨电车去多瑙河边，带着食物和饮料。发黄的笔记本上，留着她教我写的格鲁吉亚字母、匈牙利语里“我爱你”的好几样说法，还有她用歪歪扭扭的汉字抄的一首小诗。萨洛美的手柔滑而丰满，使我着迷，她的鼻梁让我想起画上的波斯公主，但两只大眼中流出绝望和放纵，又像漂泊街头的吉卜赛女贼。


  
我有过一些生活经历，男女间分分合合，自有难受的时候，过了也就过了。相信这是绝大多数同龄人的真实状态。而与她分开好几年了，大漠一般无垠无涯、周而复始的锥心疼痛，实在出乎自己的意料。无奈地印证了雷马克小说中的套路：爱上她时，已经曲终人散，无迹可寻。


  
必须承认，一开始我没把她当回事儿。在网上认识，没想到她愿意学汉语。当时我在上海，前景茫茫，无所事事。萨洛美的真挚和殷切，使我不知所措。她小我十几岁，是国籍不明的欧洲女孩，在维也纳读书。这些资讯，对我的虚荣心和冒险心，是很大的刺激和满足。她说暑假想来中国，但没有钱。我说那好，我来维也纳找你。


  二

  
阿帕启泽是比较常见的格鲁吉亚人姓氏。老先生快70了，落魄潦倒，在维也纳领救济维生。看上去却身材魁梧，精神矍铄，满面白须，浓密而蓬松。两眼锐利，如同苍老的山鹰。


  
出于对“东欧知识分子”的习惯性仰慕，我表达了拜见她老爸的真诚愿望。拖了几个星期，完成一次不很隆重的会见。萨洛美的父母早已离婚。女儿和父亲同住一个城市，但很少见面。她特别交代，不可显露我们已是情人。因为根据格鲁吉亚老家的族谱，阿帕启泽先生算一个王子。他重视自己的高贵血脉，对异族婚恋有强烈反感。


  
老人家比我想象中热情健谈。三人之间找不到通用的语言，也不愿让萨洛美总当翻译，阿帕启泽先生和我干脆使用俄语。模模糊糊地，我听出他曾是电影导演、苏联时期政治异见者、独立后第一届国会议员、反政府游击队员、民主转型挫败的被牺牲者，他去过苏联境内各个角落，通晓德语、俄语、突厥语和阿拉伯语。


  
阿帕启泽先生同女儿说话时，使用一套完全陌生但听来相当优美的音节，我猜想是格鲁吉亚语。从眼神和语调中，我感觉得出他很爱女儿，像是老迈的王子在对他的公主说话。女儿只用德语回答，而且口气生硬。


  
回来以后，萨洛美情绪不错。她说，老爸情形比过去好。在她小的时候，一家人生计困顿，颠沛流离，父亲酗酒打人。有一段时间，萨洛美被送到外婆家，后来老爸拿到奥地利的难民身份，她便随之来这里读书。


  
我慢慢发现，她不像我最初认为的那样单纯，曾有过短暂的婚史。母亲抛弃了他们父女，她说，自己过好日子去了。几星期后，萨洛美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老式打字机高低不平的字迹，使用非常正式而且古旧的英语修辞：


  
    
王先生：您欺骗了我们，滥用了一个高贵民族的好客和诚恳，亵渎了我们最神圣和纯洁的情感。我不想贬损您所来自的古老文化，相信你们有自己关于羞耻的概念。请别继续玷污您自己的家庭和种族，尊重我的女儿和我们民族的神圣传统，立刻断绝同我女儿的一切联系！请允许我提醒您，为了捍卫家庭的荣誉和种族的纯洁，我们不惧怕采取任何必要的方式。


    
真诚的杜萨·阿帕启泽（签名）

  

  三

  
7月以后，我们开始频繁地吵架。我注意到，萨洛美一方面排斥她父亲，同时又有很深的恋父情结。她很尖锐，不经意的一两句话，每每准确无误地刺中我最为隐秘而且不堪的痛处：自私算计，虚伪掩饰，自以为成熟老到。总归我被她一眼看破。而我的恼羞成怒，亦激不起她的丝毫畏惧。


  
很久以后，我慢慢悟出道理：这女孩没头没脑地爱我，并非只出于幼稚冲动。她老爸固然威胁要阻杀我，但在气质秉性上，却与我有共通之处。比如个性浪漫，四处漂泊，小有才华，但冲动多变，好高骛远，一事无成，等等。萨洛美继承了她老爸的部分性格与爱好，但作为女孩，她未曾得到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必须给予的支持与呵护。她小时候，老爸喝多了酒，恐怕也没少宣讲什么欧亚文明、历史宗教、民族使命等等。而她所感觉到的，是老先生作为一个男人的孤独、失落、虚张声势、失落的抱负，以及被遗弃的激愤。


  
凭着锐利的女性直觉，萨洛美开始洞察到我在若干细微层面上对她的敷衍和应付，欲望释放后四处游弋的色眼，还有更致命的一点：最为本质和真切的内心情感中，我的冰冷盔甲和自我保护。


  
夏天到了末尾，我的财政严重赤字。萨洛美四处求职，屡屡碰壁。真正的危机开始浮现，我有些恐慌了。在萨洛美身上，却发生令人意外的变化。她颧骨和鼻梁上的线条，在夜间变得温润而柔和。执拗好斗的神情，消逝得无影无踪。每天她来陪我，不论我干什么事，她总坐在旁边，饶有兴味地看着。晚上，她用手抚摸我的脸孔和身体。她说，不论发生什么，总归两人在一起，直到最后。


  
我对她说，跟我去中国罢。她说，那好啊！可你不太喜欢中国吧？我说，哪儿都喜欢，只要和你在一起。她问我在中国她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否可以教德语，等等。我再次感到沮丧，因为在中国我一无所有，残酷的真相将要暴露无遗。她将结识新的朋友，将有鉴别和比较。那是一个比起消极无为的旧欧洲要现实一百倍都不止的急躁氛围。


  
这些深层的焦虑，我不敢有太多流露。我们又讨论，离开欧洲之前，该去什么地方走走，最后说好了去雷马克的家乡。萨洛美还说，要带我去看她和外婆一起生活过的匈牙利小城。那地方叫得布列岑，在匈牙利和乌克兰的边界上。城市的郊外有一片无名的荒野，她小时候，每次想爸爸妈妈，就一个人出城去那片空地。


  四

  
那片无名的空地上长满了金黄色的草。天空灰白，四周听不到虫鸣或鸟叫，只有远处吹来的瑟瑟凉风。不知为何，我眼眶潮湿。看着她那张辨不清种族或来由的脸孔，两人同时淌下酸苦然而清甜的泪水。我们的身体缠绕为一，几个小时，漫长的，死而复生的陶醉，直到天黑。


  
回来的车上，萨洛美接到姨妈发来的短信。卧床不起的外婆，在睡梦中去世。


  
欧洲城市的冬天冷寂凄凉，常常不到下午4点，天空已经乌黑。在新年前的最后三个月，我觉得自己和妻子在一起。在幽暗的街上，拎着几个塑料袋，牵着手一起回家。偶尔在别人的窗口里，看见闪耀的圣诞树。


  
我的投资从滑坡进入谷底，继而又坠入深渊。我对她说，一起去中国的事再等等吧，我还得回美国，先赚两笔快钱。她忽然显得迷惘。我说，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美国？她摇头。这场探讨没有结论。过一两天，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去美国，我会失去你的。我听得莫名其妙，说我很爱你了，你知道的。她摇头说，你在美国那么些年，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你去了会回复原来的样子。


  
我到美国后，她发了很多短信和长信。我们一道生活的片段，自己拍成的录像，她做了编辑，一段段地给我寄来。


  
萨洛美终于找到了一份卑微的工作。4月初，她给我最后一封短信：“再见了，我最亲爱的雷马克式男人。我们在一起的路走完了。别再来找我。你不会找到我的。”


  五

  
这场曲折的感情战斗，她是最后胜利者，我已被她征服。在我内心底层，闭得最深、最密的一扇小门，被这女孩撬开。从此真相显露，她是长大的女人，我成了无助的老男孩。从此以后，她可以不经意地将我甩开，我却没有能力反抗。


  
爱情是敞开自己。生命历程和动物直觉中最原始、率真，甚至非常羞耻的层面，赤裸裸袒露给对方。一触碰便弄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由此长出另一个稚嫩生命。不是肚里的胎儿，而是非常纤细、被不太准确地称之为“我们”的东西。它多半只在瞬间存活，然后随风飘逝，留下漫漫一生的痛楚和遗憾。


  
这个历程使女人更加柔韧而丰满，男人则远远未必。


  
女性不遵从逻辑，但抚育神秘的生命。从哭号、废墟和分离中，她重筑生活的小花园。未来属于女性。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我看见相似的铁证。除却即将来临的生态崩溃和经济瓦解，女性的复兴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人类转型。


  
宏大悲情是所有自恋男性的生锈盾牌。失去了萨洛美，此生中唯一透彻的所爱，亦失去了我梳理半生的羽毛悲情。我远不是“思想者”或“文化流亡者”，仅是一个不太勇敢的男人。但生活的逻辑高于自恋男人的滔滔呓语。

噩兆 ??


  一

  
那是1998年，我第二次访问圣彼得堡，以前的列宁格勒。


  
我对新朋友廖沙说，想找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谈谈对苏联的感受。对我的要求，他一脸鄙夷，顾左右而言他。但过了两天，我接到廖沙电话，说约我出去散步。


  
5月中旬，空气凉爽，小山一样的冰块在河上漂浮。我们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发，走过涅瓦河大桥，穿过冬宫后面的小街、铁桥、公园，又钻过几个黑乎乎、墙壁发霉的大院子，就到了弗拉基米尔大街。又高又瘦的廖沙指着一个很难看的哈根达斯冰激凌店对我说，这儿，就是原来的西贡咖啡馆。


  
见我一脸困惑，廖沙不无同情地解释说，去见你要见的人之前，先了解一些背景。刚才走的路，是一条经典路线。二三十年前，国立大学最棒的姑娘，放学以后都走这条路，来这家咖啡馆。这你都不知道，想跟持不同政见者谈话？行了，快走！我们要迟到了。


  
那天晚上的聚会，有廖沙、廖沙的姨妈奥尔嘉和她的好朋友伊琳娜。我记得，一直有丁零响的有轨电车，有气无力，在窗外坑洼不平的老街上爬行。


  
那时我尚未丢弃很愚蠢的优越感，比如觉得自己懂英语、来自西方、有绿卡，对俄罗斯也比现在更加无知。但我已察觉什么地方不对头，似乎原来让我确信不疑的一些东西，其实不过是一个尚未破灭的幻象，而且比较土气。我的生命观和价值观，正在由两头不靠的一条断线，变成随风翻滚的三角风筝。对于天生的悲观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次不坏的修改。


  
伊琳娜告诉我，以前没有谁觉得，到下一代人长大的时候，情况会有不同。在俄罗斯，暴政永恒不变。


  
“那当时……你们生活快乐吗？”我提了这么一个让自己脸红的愚蠢问题。


  
多年后，我还能回想起伊琳娜说话的声音，像舞台上的风琴，每个音节、字尾，都留下丰润悦耳的回音。我的俄语浅显粗陋，无法体味和弦一般转换的词格和暗喻。这女人40岁上下，脸色苍白憔悴，白发蓬乱，像个落魄但高傲的歌剧演员。


  
“我们非常快乐，你无法想象。”她说。


  二

  
那时他们分享某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上头布置下来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烦琐事务，只需敷衍应付，没人当真。什么学习会、讨论会等等，浮皮潦草瞎扯一通了事。然后大家有借口怠工逃学，一起出去游逛、喝酒、泡咖啡馆、聊大天。


  
担任团委书记的奥尔嘉从中学时代就学会了撰写（或抄写）这么一种类型的文字：


  
    
共青团的政治使命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体现为对青年人坚持不懈的教育，引导他们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行毫不妥协的抵制，吸收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和无产者国际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共青团基层干部时刻铭记他们肩负的上述任务。

  

  
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奥尔嘉对伊琳娜说：听着，姑娘，这不是俄语，不是托尔斯泰，这是“党语”，很容易学会的。


  
在奥尔嘉担任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东方系阿拉伯语专业年级团委书记的年月中（大约1979~1981年），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群体已经获得相当的公众知名度。大家都知道有那么一种类型，也或多或少晓得那个群体的人喜欢宣讲的观点。然而许多人宣称，他们并不特别欣赏具有很强这类色彩的同学或同事。这绝非出于对当局的忠诚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只是觉得那些人有点怪，过于较真、钻牛角尖，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受迫害狂和偏执狂，有不可告人的虚荣动机（在外国出名）。于是出现了一个新造的形容词——“异议分子腔”（Dissidentnuyushi）。


  
不可思议的是，具有“异议分子腔”的同学或同事，居然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被排到同一类型，总之是夸夸其谈，喜欢争论，说些四六不靠、让大家觉得难堪的扫兴话，因而不再被接纳为“自己人”的一分子。


  
在西贡咖啡馆的常客中，有探头探脑的克格勃暗探，也有满脸严肃的异议分子，但多数基本是一脸顽皮的“自己人”。他们之间逐渐形成几个界限模糊、关系亲密、几乎每日相聚的“小组”，根据不同的兴趣排列组合，比如探讨文学、自费地质勘探、理论物理或白银时代诗歌。这些男孩女孩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斯大林”、“大清洗”等等，对他们来说，是上一代人的事。这些孩子习惯的社会是停滞、安宁的，经济由国家垄断，追求物质显得可笑，而且无望。好几位物理学博士争抢看锅炉房的职位，原因是轻松、报酬不低，而且每周只需工作两个通宵。


  
这与正统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幽默、纤细、包含危险与冷嘲的共生关系。谎言是永久的，自由亦是永久的。买房是谁也没听说过的事，因为房子是分配的。稳定职业（未必理想）和固定收入，是国家对公民的许诺。每天和朋友在一起，成群结队出去拜访某位被当局打入另册的前朝遗民，交流一些地下杂志，对过分严肃的一切意识形态（哪怕是挑战当局）保持距离与冷漠，这是大伙儿共同的生活信条。这里面，包括共青团干部奥尔嘉和摇滚乐爱好者伊琳娜。因为西贡咖啡馆，她们成为一生的好友。


  
那段日子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年。


  三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人民是最有教养、有文化的人民。原来的模式主要不是在经济上失败，而是从文化道德上破产。人民拒绝这个制度，因为它不尊重人，压迫、践踏人民的权利、自尊和人格。


  
他说得很对，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事例表明，有一大部分苏联人民，也包括不少肚子里有些墨水、趣味比较高雅的青年男女，事实上接受了这个建筑在尸骨和谎言基础上的强横制度，并勉强建立和维持了一种单纯、质朴、草根性的小群体价值观。两三代人过惯了慵懒平稳但是缺乏奢侈品的安静生活。他们有自己的亲情、爱情、喜好、歌曲、戏剧、笑话，深谙钻空子、偷懒或投机倒把的邪门歪道；他们像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一样，秋天去树林子里野餐，春天去野外采蘑菇。统治者的那些什么党代会，那些又长又臭的讲话，对他们来说分外遥远，不过是喜剧化的空洞仪式。只有美国白宫的智囊、孤悬海外的异见分子，或身边一两个神经有毛病的傻帽，才会天天关注和揣摩那些电视上演出的仪式、让人昏昏欲睡的措辞，以及模样大同小异的常委们在主席台上的先后排列。


  
人民畏惧、蔑视、尽可能躲避，却也习惯并严重依赖这个蛛网般严密的庞大体制。他们学会最大限度地争抢并占有体制给予人民的各种许诺：免费住房、免费教育，不需要发愁的工作，需要排长队领取的优质香肠、咸鱼和奶酪。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像索尔仁尼琴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悲壮、凄惨，他们也并不似美国“冷战”评论家们所暗示的那样，殷切渴望多党选举或投票自由。


  
1987年，由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大改革自上而下进行。一开始大伙儿恍然不知所措，根本没有主动要求。戈尔巴乔夫一再讲：我们不能再这么生活下去了！他似乎确信，道义上真诚、公正，意味着在政治上也行得通。他这么想，可能因为在内心深处，一度认为“十月革命”和列宁总归包含着某种高尚和正义。一开始，改革的基本诉求是回归列宁——“把道理讲清楚，人民会原谅我们的”。


  
然而，如此剧烈、彻底地摧毁人们早先形成的习惯性依赖，而又不指明新的具体路径，使得人人都无所适从。历史证明，苏联执政集团无力在一种开放宽容的民主语系中维持运作，管理架构、物资流通和镇压机器一并陷入瘫痪。


  
人们忽然意识到，苏维埃体制宣讲的某些观念碎片，经过篡改、变异，事实上浸透于最后那一两代苏维埃人的内心，比如友爱互助、淡泊功利、对纯科学或纯艺术的敬仰和渴求。这种不太适合市场竞争的集体心态，与当局的僵硬、伪造和虚饰，形成微妙平衡。两者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其实还有复杂暧昧的相互欺骗、恐惧和共谋。


  
戈尔巴乔夫认为，用突如其来的诚实取代几十年的欺骗，可以建立新的、更为明朗的社会平衡。这种理想化假设在现实的人类政治史里，很难找到成功先例。事实上，改革开放4年之后，戈尔巴乔夫说什么，西方领袖们还听一听，在国内没有人听了。


  四

  
1999年，奥尔嘉嫁到美国犹他州，成为摩门教徒。一年后，伊琳娜悬梁自尽。廖沙娶了日本姑娘，迁到名古屋。原来“自费地质勘探队”的那群朋友，有一两个出国；剩下的，倘若没有因为酗酒、商业纠纷或其他不明原因死掉，基本上穷困潦倒，惨淡度日。


  
20年后的圣彼得堡，准备建一座50层高的国家石油公司（Gazprom）办公大楼，曾有微弱的抗议声，但迅速被消音了。市中心颇为繁华，游客不断。来来往往，坐在咖啡馆里的，大多是近年迁来的外省新富和他们的情妇女儿们。有足够证据可以表明，对这一部分人来说，生活比过去好太多了。


  
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同新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气质上十分不同。深层次的生活观念、文化追求、气质和内涵，不在同一个范围内。新中国早期对“阶级斗争”如此强调，而对“人道主义”如此忽视，反映出内心里对某种生活旋律的厌憎、反感，也许还有嫉妒。生活不允许平静和梦幻，时时强调残忍的现实，持续不断地斗争，消灭对手，还“踩上一只脚”，大手笔“崛起”。


  
无数人的幸福和生命，在一个大棋盘里，不值半个铜板。两种价值底色的深刻差异，将宣传色彩很重的苏联战争小说，同1966年“文革”前出版的所谓文学作品做个比较，就可一目了然。


  
1991年的易帜，有无可逆转的内在动力。在今天的俄罗斯，我没遇到一个人将其称为自由解放，除了媒体精英，或漂游逐酷的美国混混儿。另外一群流氓恶棍上台，如此而已。“震荡疗法”、掠夺式私有化所包含的残忍与偏执，与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大饥荒并无实质区别。谁都确信掌握了绝对真理，振振有词地强求他人为自己那套说辞付出几代人的牺牲。


  
无可否认，苏联政权畏惧批评，非要把所有的异见分子关到集中营里；还有柏林墙，由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守着。何至如此？让大伙儿来去自由，走走看看，翻翻黄色杂志，政权就要垮？社会主义就要完蛋？无可避免的结论是：统治者不相信自己标榜的主张具有丝毫真实魅力。一打开门，大伙儿果真全跑了。


  
要控制一个社会，禁锢人的感情和思想，古老的大一统方式大家都熟悉，不用详细讨论。但有新的方法，无须废黜百家，独尊某种单一的思想。怎么办呢？将一切意识形态、时尚和大众潮流碎片化、相对化、泡沫化，并根据广告效率最优原则，将一切信息语言加诸大众草根，雷人雷语式的脱口秀、咆哮体。这种经营模型，大体上仿照犹太国际传媒或虚拟金融。如同今日圣彼得堡任何一个游客购物中心，里边有文身刺青、女性自慰品、马列旧书、苏维埃革命徽章、格切·瓦拉头像、仿造的藏传佛教唐卡、政客丑闻小报、明星情变回忆、先锋发型介绍。昂首阔步进来观赏的小城愤青，无须担忧被谁剥夺自由。不论他抱有何种颜色的极端观点，从统计概率上看，一个小愤青未来发展的总趋向，是变成购物场内与他人全然雷同面带痴笑的一个正常消费者。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心灵和语言荒漠上，自由成了一个恶毒的笑话。


  
你很难期望孤单、脆弱的个人，能够逾越一个如此无情的历史进程。被吞噬是无从摆脱的沉默宿命。晚期资本主义“酷毙了”的社会，滋养不出如同帕斯捷尔纳克或索尔仁尼琴一样伟大、清醒的先知和语言修复者。如老年痴呆症患者一般，逐渐趋于偏执、健忘、口吃，身上发出腐臭，沉睡的灵魂随着脂肪过厚的身躯一道，倒卧不起。不论是“交易家/对冲家”群体还是战战兢兢/高高兴兴担任他们奴才的愚盲大众，概不能免。因为丧失了语言和记忆的弱智化蚁民，不能够拥有面向末世所必需的从容和内心尊严。


  五

  
不止一次，在飞机上邂逅刚从北京返回美国的旅客或商人，谈及观感印象，我听到如下回答：中国好有生气!看起来，大伙儿活得顶快乐！长城真美！好多小汽车啊！确有一种向上的活力。


  
如此乐观的正面评论，来自红光满面、兴致勃勃的美国旅人，让我张口结舌，黯然无语。没有理由怀疑人家的真诚，但诸如此类的粉色语言，远不能驱散聚集于我心中日渐惨淡的个人偏见。事实上，它的作用恰好相反。中国人活得快乐？先生，您可真有意思！如何获得了这样的印象？


  
必须承认，我的天性趋向于偏执悲观。任何关于快乐和幸福的热情宣布，都会让我想起一个婚姻濒临破裂的白领女人，做完瑜伽、桑拿，容光焕发，约了女友一道去逛名牌商店。


  
我没有权利藐视美国游客的判断能力，正如没有人可以批评我对圣彼得堡的感受。说不定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尽管我懂一些汉语，而他们不懂。快乐或不快乐，总归是很难讲清的一件事。它涉及神态、气味、天边的云、内心的底色。水喝下去，冷暖只有自己知道。


  
我的习惯性悲观，并不局限于远处的祖国。在美国住了25年，眼见这个梦幻国度从一种样子，变成另一种样子。到了2011年，不再有多少人继续误解从四面八方慢悠悠飘洒而来的黑色预兆。年复一年，渐渐密集：虚胖、迟缓的身躯，空洞、呆痴的眼神，绵延几千米的巨型停车场，空旷、憋闷、干涸、窒息。来自各地的游客，欧洲、东亚、阿拉伯，对此都有所感。非常有趣的是，唯独来自繁荣中国匆匆到访的官员客人，对一般美国人清楚写在脸上的情绪，似乎视而不见。他们忙着去奥特莱斯，买蔻驰包，众口一词地称赞美国绿树多、环境好、人素质高。


  
误解总归来自双方，否则何谈“中美互补”？一个社会的底色，与统治集团宣称的意识形态，不是同一种概念。有时意识形态无可指责，但底色逐渐苍白萎缩；有时恰好相反，意识形态僵硬甚至黑暗，但社会的深处，暗藏着明快、晶莹和温暖。


  
你可以在几个月之内，通过几本小册子，初步熟悉一种意识形态；但是认识一个民族，则需要多年的浸淫。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感受那个民族过去和现在的语言。难以厘清的纠结还在于，一种意识形态，有时会成为民族语言脊背上的转基因驼峰。两者同体共生，但是负重前行的母体因之而骨骼扭曲，失去了她固有的矫健，或神韵、底色。

与故土一拍两散 ??


  一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中国。七八天的日程，排得很满。有一项重要活动，是在中央党校做讲演。确切的题目，我已记不太清楚，好像是“文化作为品牌和产业”。讲台下面，几百位老师学生，目光炯炯，神情肃穆；他们对媒体大亨的所有想法，表现出强烈的关注。我正襟危坐于默多克先生身后，担任全程翻译。


  
连续几天，尾随着默多克先生和儿子詹姆斯一行，在北京城转来转去，拜会官员，接受采访。熟悉翻译行业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正式会见、午宴晚宴，多是例行客套，其实格外轻松。可是在党校的欢迎式上，我还是差点出了大洋相。


  
当时，致欢迎词的一位官员，射机关枪一样背出一长串专有词语。无限漫长的两三秒钟，我张口结舌。几百双殷切但严肃的目光，齐刷刷指向默多克先生和我。从那瞬间浸透骨髓的绝望冰水里，我骤然窥见语言的大无奈、大幽默。总而言之，某些概念在任何西方语言中永远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无论我怎样翻译，默多克先生也弄不清所以然。事实验证了我的机智，老先生和听众们脸上没有浮现出错愕的表情。没人在意我对中国政治词典做出的飞跃性篡改。


  
90年代初，我刚从纽约搬到加州。那时，我的汉语大幅度退化；偶尔用中文写一封信，读起来像70年代的初中生作文。交了一位新朋友，是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作家。有一次，我对他说想回家，回中国，重学汉语，找回被我摔破的那一半灵魂。作家朋友听了，眼睛发直，最后吐出两个字：我操！


  
吁出一口痰气，他恢复了谆谆教诲的耐心，对我说：“你既然英文这么好，就该全心浸淫于西方文明，回去干什么？你以为那地方出的文学还值得一读吗？”我没读过多少文学，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自然是哑口无言。


  
十多年后，我专程赶到北京，坐在台上，协助默多克先生解读符号与文化的相对性。这些热情的听众，将成为未来的部长、省长，甚至总理。不论出于恶作剧还是无可救药的拙劣，翻译能够让垃圾被视为精品，或者把金子混同于垃圾。


  
过了这么些年，已经萎缩的母语，在我身上死而复生。我终于理解了当年那位作家朋友。他从未学过任何一种外语，因此过分信赖被翻译过的词句。在他的想象中，完美无缺的西方文明，与身边坐着的默多克先生和他的“新闻集团”，早已不再使用同一种语言。


  二

  
遗忘母语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出国以前，有人对我说：别再回来，忘了这地方。那是80年代初，还没谁听说过“南方讲话”和“海归”。有些偏激情绪，传染给敏感青少年，也顺理成章。还有人教我少和中国人来往，只管融入美国人的社会，这样英语提高得快。我就听从这劝告，恰好学校里几乎没有中国学生。没过多久，我就患上了在异国待久的人都熟悉的双面变态：说英语时，我是一副样子，一种神态；偶尔讲汉语，我又成了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人。


  
内心和人格分裂，很不舒服，一点儿都不浪漫，尤其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时间一长，心中生出各种不可理喻的愤怒、焦虑，还有近乎变态的欲望。英语的我蔑视汉语的我，而汉语的我沉湎于羞怯、自闭和莫名的仇恨中。我的朋友多数是白人，他们会问我出国的经历。为了避免难堪的沉默，还有顾左右而言他的羞辱和尴尬，我编造各式各样的缩写版本。时间一长，自己都忘了哪种版本更贴近真实。


  
慢慢地，在我能记起的日期或事件，同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感情之间，隔开了一道又黑又深、无法填平的沟壑。我可以谈起某件事、某个人，比如我少年时代的挚友，或者喜欢过的女孩，以及第一次性爱；或者写检讨，被留级、开除，还有许多我永远无法面对和消除的耻辱。当我说起或想起那些事，好像那是另一个人的事。与我同名的那个倒霉年轻人存在于过去，他的感觉或欲望我无法理解，他与我毫不相干。


  
中国来的作家朋友，使我对写作发生兴趣，想写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自然觉得英语更适合于我，能在英语世界里出名，更让我陶醉。


  
根据时髦的模型，我设计了期望轰动的情节：“文革”中长大，家庭悲剧，历经磨难逃到美国，学习，打工，融入美国社会，等等；要不然，再加上一位美丽的白人女朋友。自然，这样胡诌的故事不能成立——忸怩作态，两头撒谎，涂了又写，写了又涂，将自己变成一幅拙劣的异国风情漫画，并不好玩。这样来回折腾了一两年，我终于有了醒悟：必须找回一份记忆，找回忘却了的语言，必须回中国去，不论我的作家朋友高不高兴。


  三

  
许多年后，一个积雪尚未化开的春天，我去了基辅。从机场乘车往城里走，穿越高速路和两边的森林，接近城区时忽然发现，基辅近郊那一片一片高层公寓，同90年代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模一样粗劣的设计，单调雷同，大而无当，缺乏温暖和曲线。只有心中无爱的人，才会设计出这么样的一堆楼房和街道。但也有难以言表的差异，或许因为远处若隐若现的绿色森林，还有相对开阔的地平线，使基辅那些丑陋高楼，混杂着一团邈远荒凉的破败与忧伤。


  
对于语言不通的过客而言，建筑和街道是一座城市的眼神和表情。


  
90年代的中国，大家都在讨论赚钱。我在中国，类似的饮酒海聊或彻夜策划，也或多或少有所参与。当然，最后一切无疾而终。赚钱的机会，属于能说街头汉语、熟悉本地社会潜规则的当地人，或许零星几位快速进入状态的“海归”。我只是一位无正当职业的加州亚裔男，回国寻根一段被刻意抹去的忧伤和记忆。而北京，已经成了一座没有忧伤的城市。


  
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但我的个人境况终未改善，陷于无底的迷惘与失落。连续几年，不断重复一个越来越荒唐可笑的程序：收拾行李，卖掉汽车，中断租约，飞回北京；两三个月之后，又怀着无边的悲凉和决绝，黯然离开。


  
回想起来，那几年的状态，像极了一场痛苦的离婚持久战。分了合，合了吵，吵了分；周而复始，直至油枯灯尽，精疲力竭，终于一拍两散。我真正放手的，是对于故土和童年记忆的渴望和搜寻。其漫长与刻骨铭心，甚于每一次男女感情破裂。


  
2003年秋天，默多克先生访问结束之后，有亲人和朋友劝我留下。无论如何，在北京做同声翻译，也算是很好的职业。我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解释，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与过去那个影子的离婚战已经打完。从那时起，我慢慢地适应了新的北京。前提是给自己确立一个合适的位置——过客。相敬如宾，平淡如水，随时来去。


  四

  
1999年，一位新结交的朋友突然去世。他是个木讷、刻板的男人，过分偏执的写作者，心不在焉的丈夫和教师。他叫苇岸，崇拜美国的梭罗。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我赶到北京时，苇岸兄弟已经下葬。


  
我终日枯坐在屋里，翻读苇岸送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离开中国之前，又去书店买回来两三本书：刚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还有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当时我这么想：或许自此一去，再不回头。在我混乱的心中，悲伤与温暖，记忆与告别，祖国与天涯，汉语和他乡，慢慢被水浸透，字迹模糊。


  
一个故事，最怕一开头就被人猜到结尾。或者，还有更糟糕的可能：以负载悲剧的人物开始，以轻飘飘的漫画结束。这样的故事，不该再讲下去，否则就成了俗套。所谓古拉格群岛，我没见过。书上讲的惨烈故事，与我体验的加州生活，找不到真实的联系。在1989年，20世纪的故事已经结束。


  
默多克先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无法想象，我的失忆，或北京的失落，与他能有什么关系。默多克先生到北京来了。那时，听说索尔仁尼琴老先生已在莫斯科郊外一片森林中安下了宽敞的新居。


  
告别前的一天晚上，默多克先生和儿子邀请我喝一杯。老人和儿子伫立窗前，俯视下面蒙在尘埃中的灰墙绿瓦，还有参差的脚手架、起重机。父子俩兴致很高，指指点点，看得出来，他们喜爱北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概念的胜利。如同60年前访问苏联的欧洲左翼作家站在克里姆林宫上，仰望飘扬的红旗。我们站在新北京的中央，东方广场君悦酒店的顶层。底下发生的一切，使我们兴奋，也离我们很远。在楼顶和楼下之间，横亘着一光年远的心理时空裂痕，它比从中央公园到长安街要更漫长而且遥远。


  
从未认识海子，他的诗句却给我留下长久的震撼：“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据说，他于1989年3月26日卧轨自杀。在某些情况下，选择死亡，亦可被理解为对爱的极端表达。我相信一个写诗的农村孩子渴望接纳和爱。我猜想他是腼腆的，土气的，十分缺少勾引女孩所必需的魅力。海子已死；我没有故事，没有诗，只当了加州亚裔男，和默多克先生的翻译。


  
这三年里，《金蔷薇》和遇罗克的书我都读了许多遍。父辈和上一代人，或许在高中就读了这些书，有些还经历过类似的故事。因为这些书，我可以直视默多克先生和善然而讥讽的眼睛。但我决意在他缔造和统治的世界，当永远的流浪者和漂泊者。“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硬起心肠，一直朝前走去。哪怕大地下沉，天空变黑；哪怕家乡最后的痕迹，从地球上永远抹去。

郊区之渴 ??


  
世界大战结束了，几百万美国大兵乘船从快要炸成废墟的旧大陆返回他们的家乡，那片大体上完好无损的新大陆。丘吉尔说，一道铁幕，切断了欧洲。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还有退伍军人管理署，一道为战后回乡军人的生活进行了规划。基本上，联邦政府决定，为大约1100万座将要兴建的单门独户郊区小房子提供抵押贷款补贴。在当时，这些抵押贷款的月费，居然低于一般城市里一套普通公寓的月租。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这些小房子的业主，将是归国的军人和他们新成立的小家庭。到了1956年，朝鲜战争早已停息，美国联邦国会又通过《跨州高速公路法案》，由联邦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修建大约8万公里的新高速公路。


  
两个纯粹国内性和经济性的事件，标志着美国中产阶级大众日常生活走向大面积郊区化，也标志着传统美国中小城市由繁荣转向萎缩、退化和荒芜。在当时，还有以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谁能够预见到这个变化对日后全人类的深远影响：从生存空间的新型设计、视野空间的缓慢切割，理想生活的规整想象，蔓延到集体情感、心理健康、政治话语，以及生态危机等诸多方面无可逆转的变异。


  
最常见的风景，是那一排排基本雷同的小草坪、停车库，还有一家一户的小平房，或者小楼房。有时候，面朝着马路最显眼的，不是通向房子客厅的小白门，而是车库正前方两扇自动开闭的大黑门。角落里堆着两三个万圣节留下来的、挖成鬼脸模样的大南瓜。马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亦不容易找到可以延续一两个街区以上的人行道。路面上的沥青似乎是上个星期刚刚铺上的，四周蔓延着寂静，整齐，陌生，空旷。在无数个好莱坞影片的辉煌结尾，当战胜恐怖分子的金发英雄从远处归来，迎接他的，是妻子、孩子，还有这样一条洒满了枫叶的街道，这样一排白色或者灰色的房子。倘若你的旧友、同学、弟妹，或者老情人已经在美国安家，你也许听他（她）谈起过首付的比例、30年的贷款、学区税、厨房的面积、堆积如山的学位，还有含辛茹苦的工作生涯。你那位已经在美国漫无边际的郊区买了数栋房子的老朋友，可能还会骄傲地对你说，房子所在的社区里，没有黑人，没有墨西哥人，只有白人。当然，也还有某种朦朦胧胧、欲言又止、黯淡而且无奈的片刻。你的老朋友吞吞吐吐地说，美国的郊区，真是枯燥，真是寂寞，真是无聊啊。那是一种无始无终的憋闷，如同高速公路一般铺开、伸展，用汉语或者英语的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地形容。但是你未必很相信你的老朋友，因为可能你自己也去过美国。你亲眼看过小树丛、小马路、小楼房，到处绿草荫荫，晚秋的凉风沁人心脾。跟中国的城市相比，过上这种日子，不枉为人一生。


  
严格地说，这种类型的社区，被泛泛地称为郊区（suburbia），并不准确。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这种逐渐覆盖了美国境内85%以上人类居住区域的新型社区，非城，非乡，亦不宜在真正意义上被称为小城镇。或者，算是对城市和乡镇的双重抛弃吧。因为彻底地依赖私人汽车和高速公路，也因为一切都来自预先的严密设计，过分规整的居住区域同集中组合式的购物中心相互隔绝。步行出门去逛商店或者买一杯咖啡是尴尬而且危险的，必须穿过常常是空无一人并且没有人行道的马路和草坪，冒着被快速行驶的大型越野车撞倒的危险，还要穿越高速路和望不到边际的停车场。上班和谋生的地点往往在住处150公里以外。这种情形，不是少数的例外，而是习以为常的惯例。标准美国式郊外社区：一种奇特的、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生活形态。当然，它仍然还是一个令世界上许多人习惯性地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形态。


  
在世界历史上，因为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被连带创造出来的生活形态有许多种。比如，中世纪的意大利城邦，19世纪的欧洲小镇；又比如，中国的北京，曾经有过西城往外的空军大院、海军大院，以后又有过所谓的“向阳院”。今天，盖起了十几层、几十层的高层公寓，有人将它叫作“高尚居住小区”。还没有太多的外国人长期定居中国，如果有的话，他们多数要选择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无论如何，除却物质的便利，那两三个大城市里，更有接近中心的感觉。同类的外国人多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多一些，工作事业的机会多一些，交谈的对象也多一些。然而其他国家的人移民美国，情况则不同。绝大多数的人并非都前往纽约、旧金山，或是洛杉矶。人们的选择包括东南西北各个州。而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基本上不是某一个中小城市，而是那四处蔓延、分不清太多地方特色的郊外社区：成排而且相似的小房子，连锁店，加油站，购物中心，新铺的、车来车往然而空无一人的街道，富裕的，荒芜的，寂静的，已经实现的美国梦。


  
从空间和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一个城市总归有一个中心。比如北京的天安门、上海的外滩、华盛顿的国会山，印在明信片上，成为一座城市的象征。假如说那座被人们贬称为什么裤衩的双头大建筑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那么，对于北京甚至是整个中国，便不单是一个审美趣味被侵犯的问题，而是根本灵魂与个性的切断。地点与设施的排列，不但满足日常生活的功能，在心理和情感的意义上，也给予人一种内心的安全、交融、投射、对应和归属。比如在山野里，狼和老虎每隔几十米，就在树边撒一泡尿，做一个标志：这儿是我的领地。印第安人唱的歌里，有他们熟悉的山林。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里，有莫斯科内城的环形路、浅黄色的院墙，和叮叮当当响的有轨电车。我从来没有读到过一行美国人写的诗，提到过他（她）那个郊外社区的加油站、公共图书馆、购物中心、梅西百货、奥特莱斯、小草坪后边的篮球架，或是中学教学楼外面的棒球场。唯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说：在奥克兰，没有一个叫“那儿”的地方（There is No There in Oakland）。何至于此呢？


  
地球上有几百几千座人类修建起来的城市。有些著名的老城市，它们富裕，典雅，幽美，浪漫，或者也过于昂贵。还有更多的城市，它们拥挤，单调，或丑陋。恐怕，绝大多数不美而且贫瘠的城市都在美国以外。可是，每一座华美或者凋敝的城市，都拥有一个自然延伸的空间节奏。这一个节奏里，包含了在杂乱的历史中自然演变而成的参差，视野，色彩，噪音，以及某种共同记忆的混合。当然，这里还要包括当地的居民所拥有的某种微妙并有别于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神态和气质。美国的郊外社区，在上述所有的方面，都服从一个预设的规划，服务某一项预设的、单一的，并且基本相互隔绝的功能。就算是在某一个“文化”的、“怀旧”或“高尚休闲”的社区，亦同样存在着明显而且刻意的设计，不可能提供奇遇或惊喜。退一万步说，抛开城市和文明，设想一片原生状态的荒野：一堆杂乱无序的树木，杂草，干涸的小河，一片无法解释的空地。根据我拥有的极其有限的生物学和植物学常识，也可以推断出来：在无序无章的草木、泥土和空旷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广阔、微妙并且几乎是不可知的鲜活秩序。它照顾着每一个物种存活和呼吸所需要的极其复杂的气温、光线、水分和土壤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明白：美国郊外社区最根本而且无可救药的缺陷，在于它不可能给它的任何一位居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家乡感。在它的各个高效率打造出来的板块之间，不存在有机的融合与对应。一位美国建筑学家说，那些地方，像一盘煎蛋饼。唯一的麻烦是：蛋是生的，香肠是生的，蘑菇和番茄也是生的，再怎么煎、摊、炸，也终归只能是生的。因为家乡是一个用技术、政治或经济概念所无法衡量的内心能量，它连接起我们各自所熟知的语言、记忆、泥土、树木、房屋、天空，和一份无边无际的、囊括整个生命的情感。


  
过去二三十年的中国，无疑变化十分迅速。其外部环境和集体内心状态的变化，与美国的郊区化不可作简单的对比。但无论如何，这二三十年来移民美国的不少中国人，经历了从中国到美国的家乡在地球上、内心中的双重毁灭。所谓融入那个子虚乌有的“白人主流社会”，其实只是心理弱势的群体给自己臆造的集体错觉。


  
倘若美国梦是一张明信片，那么一栋一栋的郊外小房子，就是印在上面的标准图案。这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国家，人们习惯了不往后看。“二战”以后的美国，在对外方面，领导了一场针对苏联的“冷战”。而在美国国内，在经济和日常生活层面上，真正从质的意义上改变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生命空间和心理空间的社会变化，其实就是全方位、大面积的郊区化。谈到“冷战”，从前那套话语系统中熏染出来的学者们，总要谈到“铁幕”、哈耶克、投票权，如此等等。很少有人建议另一种更为庸俗但是更令人信服的可能：真正推倒苏联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一排一排印在明信片上的小白房子。事实很明显：从1989年到今天，掌管大众情感和想象的，不再是意识形态或宗教的符号，而是动画广告一般的特定生活形态的召唤。贵族式的，由音乐和诗所装饰的历史图腾，理所当然地归入了博物馆。今日的所谓艺术家，基本上成为彻底无足轻重但有时获得彩票式报酬的广告演员或喜剧演员。掌管生活形态的是指数、信贷、大众消费、资源的开发，还有精通上述这一切运作模式的一小群专家和操作者。他们像冷兵器时代的将军，责任重大，权倾一时。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还是这一个由复制、销售和开采行为所构成的人类统一大教会的牧师团资深成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它的赞美诗由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购、增长点、套利、杠杆、资产负债率、开发区等新词汇组成。2008年9月，债券、股票、指数和外汇市场发生雪崩。人们讨论灾难的由来，由中国的外汇存底追溯到谁也弄不懂的信用违约互换；由价值运算深不可测的证券化抵押贷款，追查到千千万万渴望拥有自己的住房并拥有美国梦的打工仔。无数个银行拍卖的大牌子插在刚刚修剪的小草坪上，从南加州、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到其余47州星罗棋布的无数幢郊外小白房子前面。


  
在危机爆发之前，我又去了我已不再深爱的老城市莫斯科。我没太注意城里那些夸张而且格外昂贵的商店，直奔基辅车站，搭乘小火车，去了别列捷尔金诺。对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还有印象的老朋友，都会知道那个地方。10年前，我第一次去那里，正赶上下雪。好不容易找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墓碑，又去看了作家的故居兼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已故诗人书桌前窗外的视野。广袤无垠的土地，枯竭而密集的树枝，压着厚厚的雪。我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从书里想象的世界。然而，这一次，情况不同。在小火车站上，我看见俄文写的大约是“高档艺术化住宅区”的招贴广告，便知事情不妙。走了20分钟，到作家的房子前面，看见十几辆推土机，还有堆积成小山包的新土。还有5幢、15幢大宅子的骨架，正挡着帕斯捷尔纳克那个藏在树丛后边的褪色的旧居。新房子的设计和南加州、南佛罗里达州的模样没有差别。生活形态的召唤和复制，或是意识形态的古老暴政，哪一种更厉害、更强大，或者说更具有毁灭性，不问可知。


  
好奇性大大减少了的我，又回到已经走到一个周期末尾的美国。我注意到四处都有大减价的房子在拍卖。于是，在一个干涸、衰竭和泡沫破灭时代的起点，我成了仍然绿草茵茵，不过缄默并且十分黯然的美国郊外小社区一名谦卑的居民。

新三桶 ??


  一

  
1999年夏天，在旧金山金门公园靠近36街的湖边上，我和叶欣一道学拳，后来成为朋友。


  
我们跟随的师傅来自上海，据说是武家太极拳的传人。那拳架绵密紧凑，看不出多少明显的动作，但周身贯气旋转，能从身形进退极其细微的意识转变中，体会到撼山之功力。我做事一向虎头蛇尾，最终也没能把这奇妙的拳路真正学通。不过，从此以后，不论生活多苦多乱，我总归记得有一个终极的根基，它的深长与连贯，超越一切观念、一切语言。


  
叶欣和我一样，是一个苦恼、失败、满肚子无名火的文学青年。他的经历比我丰富：学俄语出身，20世纪80年代被一家公司派去莫斯科，见证了苏维埃联盟最后的两三年。1989年秋天，由于一连串意外、巧合还有机智，叶欣跟在一群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北非人和越南人后面，出现在联邦德国境内的某一所难民营里。后经多方辗转，到了美国。


  
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湖边的小树林子里摔爬滚打，推闪腾挪，直到筋疲力尽。师兄师弟们各自散去，我们两个意犹未尽，于是在公园里继续转悠，说些过去或现在的事情。


  
叶欣的困境与我类似。他花了许多年的精力，试图写一部关于自己的长篇小说，结果终于失败。经过数次请求，他让我读了一两个章节。后来我问他：“你经历了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从你写的这几章里，完全读不出来呢？”叶欣听了，当然不大高兴。他说：“我不想写莫斯科的小偷妓女、东柏林的拘留所、难民营里和巴基斯坦人打架、中餐馆里二厨谋杀大厨；没有一种内心的光芒和希望，所有那些破事儿都毫不稀奇、毫无意义。”


  
叶欣还说，也许自己才华有限，瞎写两笔，不成气候，也就罢了；可是朝北边看，伟大的、永恒的俄罗斯文学，如今到哪儿去了？这两年出来一些新的作者和书，找来翻了一下，看他们的语言、情感、深度，和七八十年代一些好作品相比，倒退不止300年！


  
显而易见，叶欣是在强词夺理。他怎能用另一个国家的文学衰落，来解释自己写作的失败呢？不过，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敏感部位。我和叶欣的文学交流，每每遇到各自的盲点或可笑之处，总归凭着幽默和大度，大家点到为止。和不少文人作家相比，我们这群练武的弟兄，比较在意自我克制，尽量让自己不招人讨厌。


  
叶欣的论点固然不合逻辑，但现实确实非常严酷。1990年后，不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国各语种的文学艺术，似乎一下子同时失语，出现了空前的叙事危机。也许有若干零零星星的美好例外，但遮不住、挥不去整体而言夕阳西下、明日黄花的喑哑和凄凉。这种集体性失语，相对于我们这代人所经历和见证的惊人历史变化，显得多么可悲、多么不可原谅。


  
我很羡慕叶欣有本领阅读当代的俄语小说，当时我还不具备那个能力。谈到东欧作家，我能接触到的，无非是昆德拉、索尔仁尼琴。对我而言，老索无异于荒原上的先知、圣者，我们同代人灵魂的灯塔。他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红轮》，我找来看了几行，实在不忍卒读，只好放下。昆德拉返回他重获自由的祖国，看他回答记者的采访，磨磨叽叽，啰啰唆唆，闪闪烁烁，不知所云。不久前尚且光彩逼人的睿智和锋芒，现在不知去了哪里。


  
几年后，我开始了自己的旅行生涯。亲眼观摩了叶欣曾向我讲述过的一些场景地点人物，比如莫斯科华人黑帮占据的几栋灰黑龌龊的大楼，乌克兰—匈牙利边境上凶暴如狼的警察，柏林南部的土耳其人街市，巴黎郊外北非阿拉伯人聚居的楼群中被砸破的玻璃窗。从时髦小姑娘、小伙子的茫然眼神里，我察觉到昆德拉或君特·格拉斯已经属于远古的历史，博物馆里防弹玻璃下面发黄的纸片；纵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他们仍然在世，甚至也还站在什么文学俱乐部里，用沙哑、微弱的声音发表演讲，向着记者和摄影师，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长者，以此声援遥远异国的人权事业。


  
叶欣本人走出中国的历程，与80年代末席卷欧亚大陆的那场民主大潮直接相关。可是那几年里，从莫斯科的郊外市场到万众欢腾的柏林街头，一直到脱离难民营以后无数家德国中餐馆后边的厨房或简陋宿舍，叶欣接触了无数华人。那些经历，完全动摇了他对于民主曾经炽热的信仰。


  
好几次他对我说，各国各族都有渣滓，黑白红黄，他都打过交道，从未见过的无赖、狡诈、粗鄙、恶俗、谄媚和凶残。比如，一条优美典雅的林荫道尽头，一座楼房的拐角，楼梯下面的地下室里，十几号人窝在下边，吃方便面，睡地铺，做衣服，做拖鞋，两个月不上楼见阳光，干得死去活来，赚了几百元钱便兴高采烈，还为一点儿小小的权力互相争斗。这种情况不是特例，而是常规。若非亲临其境，无法想象那每日每时的龌龊与惨烈。而一旦经历，对所谓五千年文明、制度设计、公民素质那种空话屁话，不能没有全然不同的体会。


  
我对叶欣说：“这不就是你的故事吗？从80年代文化热，到莫斯科枪战、东柏林的温州老板黑工厂，再到金门公园上空的蓝天，这正是我们的八卦旋转、乾坤太极。”叶欣说：“我向何处去、祖国向何处去，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写的只能算笔记，完整的、记载一代人心灵历程的小说，还是出不来。”


  
以后我们慢慢就不再谈文学。叶欣读完硕士，娶了贤良的广东姑娘，生子、入籍，家务渐多。我从太极拳里获得巨大之心理和身体能量，开始计划全球旅行。一开始和叶欣每年互致问候，变化一多，竟失了联系。


  二

  
当一名翻译，陪同主人或客人进出各种场合，拜见重要人物，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年头一多，变成老翻译了，不论怎样隆重的会见和交谈，都很难产生新奇感。


  
去年秋天，我又接了一单翻译的活儿，主办大学在波士顿，一座我非常讨厌的城市。过去我跟那所大学从未合作过。


  
本以为也就是寻常的培训班，接到课程材料以后，草草看了一遍，大约是什么“青年政治领袖交流培训”之类。再看主办方的各位领导名单，大吃一惊。有一位驻京办事处全权代表兼副院长也要陪团前来，姓叶名赛蒙·欣。怎么回事？仅是同名？或者10年不见，现在当了老板？


  
上网查他的资料，果然开了个人博客。一看头像，准确无误，而且用的是过去的照片：满脸胡子，戴黑框眼镜，颇像一位流亡诗人。


  
我从他最新的几篇博文里，发现如下论述：“……中国需要民本的、道德的、真实而且自主的文化修复，为民族找回歌声和记忆……这是一个钢铁脊梁的英雄阶级，它与民族复兴、民族最大利益融合为不可分割的血肉一体。”


  
我马上意识到，叶欣多半也看到了我的名字。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我甚至考虑，是否要悄悄通知那所大学，这段时间另有所约，不能替他们服务了；或者，是否应当立刻给他发个邮件，表达一下谦恭和对久别重逢的殷切期待之情，顺便做一点暗示：我有充分的诚意，与他竭诚合作，稳妥处理好工作从属关系。要不就干脆装聋作哑，一切等见面再说，看看叶师兄现在究竟变成了什么样子。


  
当我把叶欣博客里的所有文章重读了一遍后，强烈的好奇心压倒了其他的尴尬和顾虑。我决定一定得见他一面。叶欣说他的故事还没讲完呢。我注意到他开博的时间是2009年，也就是说，在那之前的文章，都不在上面。


  
一天之内就收到了叶欣的回信。寥寥数字，但热情洋溢，感觉不到丝毫的官腔或戒备。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想了很多事情。也许我太迂腐，总觉得练武修身和为人德性，相互之间还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浸润。练武家拳的人，总归偏向于内敛、低调、敏捷、刚勇，虽然也会表现出各种人性缺陷，但无论如何，巧言令色不是我们的架势和拳路。也就是说，叶欣在那些文章里表露的观点说不定出于真诚。


  
我仔细回忆我们交往的过程，试图找出一些能够让我相信他这种变化的早期迹象。记得当年我们几次谈到1989年出大名、后来又发大财的几个明星学生，叶欣流露出不加掩饰的切齿痛恨。当然他这种情绪毫不稀奇，也不说明任何问题。再有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文学。那是2001年元旦过后，刚刚宣布旅居巴黎、被称为“老高”的华人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天晚上我和叶欣在唐人街吃面，从未见到他如此激愤，几至语无伦次。叶欣喝了好多烈酒，走出小饭馆，突然放声嘶喊：“你他妈的西方！西方！！！”一条雨蒙蒙、空荡荡的石板街上，响彻他的吼叫，把两个拎着红塑料袋下班回家的广东阿婆吓得不轻。


  
后来叶欣对我说，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对他的刺激之大，不亚于14岁生日那天听说林彪的飞机爆炸。既然巴黎—斯德哥尔摩—西方价值的圣殿都如此如此，那么我们几十年悬梁刺股研读现代、后现代不完全是扯淡吗？


  
我小心翼翼地对他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我也读过，不觉得有多大趣味，但至少有些段落还是不错的，总比国内一批官家写手要出色一些吧。”叶欣不耐烦地说：“当然，当然，我对老高绝无偏见。但是，若你还愿意把诺贝尔奖当作人类文化的荣耀象征、西方文明的崇高载体，那我就万万不敢苟同了。”


  
沉默良久，他又说：“我偏爱俄罗斯文学，这你知道。经历了多少战争、革命，永远关注大地、心灵、信仰和彼岸。我们中国人获这个奖，对我来说，应该意味着我们有了像托尔斯泰或索尔仁尼琴那样同等级的精神巨人，从我们煎熬和堕落的苦海里，射出耀眼的光，照亮整个人类。达不到这个高度的话，对不起，这奖别给我们。别对我们居高临下、量体裁衣，别由你一个白种老婆娘为我们五千年的民族特制一套小儿样板戏，别侮辱我们的眼力！你这不是光芒，不是审美，你这是文化衍生品、创业板上市、营销和公关、跨行业投资！别以为我们看不明白！你玩这个，从此以后，文化领域、精神领域，谁跟你西方人认真？除了二百五！”


  
我以为，那件事虽然与叶欣的直接利害全然无关，但确实摧毁了一个他多年来小心呵护的精神寄托。这份朦胧天真、或许过于虔诚和偏激的内心寄托，看护着他扛过了早年从俄罗斯到欧洲的万般磨难、辛劳、屈辱，就像历史上无数先人心怀感激、从容地接受流放或苦刑。


  
从此以后，叶欣进入了精神的中年。从那里走到“天降大任”和“英雄阶级”，又要经历怎样幽秘的内气转换、起承转合，就不是我所能想象的了。但我有一个预感：即使见面，恐怕仍然无法填平这条狭长寒冷的沟壑。他和我玩的大约不是同一种拳法了。


  
根据要求，我提前一天到达华盛顿，和大学的另一位老副校长、项目主任以及女秘书会合。头一天上课的老师，在前届政府是新闻发布官。副校长请他一起吃晚饭，听他聊对下一轮总统选举的预测，还有第25次访问北京的最新印象。前新闻官对中国发展极其乐观，其余听者皆频频点头。酒足饭饱，我自告奋勇，跟着中旅社大巴去达拉斯国际机场接机。


  三

  
胡须没了，头发稀了，脖子粗了一轮，眼神依然锐利，步履依然矫健。叶欣先看见我，高喊一声，热烈拥抱。对周围满脸倦容的中国官员们，叶欣介绍我是他从前练功的师弟，这么一来大家都非常开心，拉着手说“请多照应”。之后提取行李、介绍酒店和明后天的安排。上车之后，叶欣不再与我说话。到酒店后，我帮30个人领取房卡，又一番折腾。找了个空档，叶欣把我拉到一边，说忙过头几天后，找机会吃饭，好好聊聊。


  
第三天下午的课程，引起了我的兴趣。主讲人伯恩斯汀博士，头衔是伯恩斯汀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秃头，硕肚，讲话时两只胖手在空中乱挥乱舞，活像教堂里的黑袍牧师。他演讲的题目是：“民主社会中的符号运作与公关产业”。上课之前，他和叶欣亲密交谈，似乎原先就认识，后来和每一位高级别的学员交换了名片。


  
从个人的知识好奇心来说，聆听并翻译伯恩斯汀博士的演讲，是那次培训班上我最大的收获：


  
    
公关是高智商、高附加值的精密产业，有个人公关、企业公关、国家公关，以及抽象文化符号公关。第四项集前三者精髓之大成。


    
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传统生活方式和社区结构的解体或重组，直接后果是某种民粹、排外、原教旨、反精英的强大潮流，在社会基层和底层迅速蔓延。英国的BNP（英国国家党，为极右翼政党），法国的勒庞，美国的茶党和萨拉佩林，俄罗斯的光头党，匈牙利的乔皮斯党，反映了同一个潮流。它们以不同的猛烈程度囊括所有后工业国家，或所谓“西方国家”。拥有全球视野的科技精英和经济精英们，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愤怒潮流手足无措。以习惯性思维开出来的药方，除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除了市场开放还是市场开放。


    
然而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认同问题。认同意味着共同的故事。同一种潮流可以解说为不同的故事——右派，或左派。故事浓缩为符号的演绎和包装。得益者的符号可以照耀弱势者，并获得后者狂热的认同，反之亦然。在一个真正成熟的民主社会，得益者认同的故事或符号与弱势者偏好的故事或符号形成动态对冲。这亦是符号公关的真正含义。

  

  
伯恩斯汀博士讲了两个半小时。我观察到几位学员目光如炬，频频颔首，似乎心领神会；有更多的学员睡眼惺忪，坐立不安。


  
问答时间，一位南方来的市长站起来说：“尊敬的伯恩斯汀先生，我们中国不是后工业国家，但是变化飞速。现在我们面对三种传统，或三个故事：西方现代市场的个人发展故事、传统孔孟的尊卑故事，还有现在的大众平等革命故事。先生，您觉得这三个故事，如何能形成您所说的动态对冲？”


  
伯恩斯汀博士摸了一下秃脑袋，诺诺地说他对中国情况毫不了解，没有发言权。


  
然后他又申明他表达的观点纯属个人，绝不代表任何组织机构。


  
沉吟良久，博士提出了他简明的建议：“愤怒可以演绎为认同，习惯或记忆可以组装为新的共同价值。”


  
市长兴奋得满面通红，又站起来补充：“三个传统，通三统！”


  
众人鼓掌。


  四

  
那天晚上，我和叶欣找了个地方，终于可以坐下来放松说话。


  
工作惯性，我先问叶副院长各位学员对培训班的课程印象如何。他一声苦笑，说大家都很好奇美国人为何对中国比我们还要乐观，或者说，乐观得多。


  
不知从何处开始谈，先聊太极拳罢。我对他说，拳路子荒废了不少，基本自己一个人练。有几回遭遇坎坷，意志和信念到了崩溃的边缘，全靠太极救了我。叶欣说，他离了婚，太太不满意他总待在中国。我问他是否有新的女伴，他笑着点头。


  
又问他中国是否好玩。他说好玩，但不适合学太极。问他为何，他说七窍堵塞，内气紊乱。我问他何所指，他说是整个气场。


  
叶欣问我的情况，我尽可能简化地给他说了一些。


  
那么，还读文学方面的书吗？叶欣回答说，读《易经》、《金瓶梅》，又说《易经》是中国人文字和灵魂的来源。


  
这么说你没开始读“毛著”？我斗胆调侃了他一句。


  
叶欣说，毛润之的拳路，不合太极的规矩。但当今中国人没有别的故事，只有毛润之讲的故事。于是只好再讲下去。一个这么大的民族，总归得有自己的故事，否则非常可怕。


  
我慢慢感觉到，叶欣老了，变了。但还是可以谈一些话，甚至，说不定还可以再做朋友。


  
他似笑非笑地注视我，慢慢地说，你大约也清楚，现在不少人生活状况变化很大。大家喜欢玩什么击剑、品酒、骑马、攒车、换妻、念佛，等等。还投资艺术品，墙上挂着插队年画《智取威虎山》，又加上蔡国强、方力钧，地窖里藏着昂贵法国红酒，但可爱不可爱是另一个问题。


  
我说，知道得不够多，听起来像是顶可爱的活法？


  
他大喝一口酒，说：小师弟，莫跟你大哥兜圈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今日的中国，只有两种情绪，或者以为基本可爱，只是闹心，磕磕绊绊，但是“再这么发展几十年”，一切就会好了，比如现在的女友，就是这么一个；再有，以为它本质上不可爱，“再这么发展几十年”，恐怕这960万平方公里不再适合居住了。归根到底，可爱不可爱，涉及天地、山河、品德、人心、千百万普通人民脸上的真实表情。


  
我说，市长大人讲了“三统”，您也有“三只桶”：德国难民营、旧金山太极班、北京办事处，怎么调和？叶欣说，丢掉诺贝尔文学奖那一桶，一切都能应付。别的桶里是谷物或泥土，只有那一桶里面全是冒着泡泡的沼气。


  
我说，是不是沼气两说着，即使你认为是，也不能说另外的桶里就一定是氧气吧？?


  
师兄，您多保重。

制度与心 ??


  一

  
我的爷爷王亚南，字渔村，笔名王真，殁于1969年11月13日。


  
我没跟爷爷一道长大，他的去世，并未让我多伤心。但是我清晰记得，送爷爷到火车站时人山人海，似乎有人帮助，将担架上的爷爷从窗口塞进水泄不通的车厢。我们一大家人，扛着病重的爷爷，去上海寻医治病。两个月后，却抱着他的骨灰盒回到北京。爷爷在我生日后的一天去世，那年我刚满7岁。那个年代，中国的列车车厢大多漆成绿色。


  
据说爷爷一度从军，曾是北伐军里的政治教官，不过为时甚短。1927年蒋总司令清党，爷爷便卸了军职。之后辗转流连，穷到极时，住在杭州一个庙里，却在那儿结识一位新朋友。两人长谈数日，兴趣投合，乃相约分头协作，奉献数年，一道翻译了德国人卡尔·马克思的三卷经典《资本论》。


  
出于复杂的心理纠结，我不爱探究爷爷的生平著述。自小如此，成年之后，干脆漠视以至于忘却。我印象中，他是个戴深度眼镜的老头子，从黑色镜框里，凝视着一排覆盖尘埃的老书架。从小学到初中，我屡遭欺凌乃至于殴打，同学称我为傻瓜、呆子。究竟为何，至今没太搞懂，并无证据可以确认此事与“文革”有关。无论如何，那段童年的不愉快，更让我从情感上远离了爷爷和他的书架，尤其是那张严肃的黑框照片。


  
多年以后，我自学俄语。可惜断断续续，磕磕巴巴，终未学成。但有一个短句，格外生动，我非常喜欢。它的古怪押韵，伴随其他几个语种的感叹词或口头语，一道潜入我的下意识：Что-тоне так（Chtotanyetak）。怎么翻译呢？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瞬间的不祥之感。情人私语、长官约见或独自出行，都可能在某一时刻忽然一阵冰冷，感觉前景不妙……就那么一种动物性直觉。我从小学到中学的惊恐生涯里，类似的预感连续不断。每次重新分班，被老师搂着肩膀，面对一屋子男孩女孩：这位是新来的王——同学！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几十双眼睛望着我，不知谁低声叽咕了一句什么，孩子们哄堂大笑。我涨红了脸，慢慢走到自己的新座位。


  
升高中以后，我基本上不再挨打。中国恢复了高考，在我生命前景的地平线上，出现新的曙光。35年前，感觉像是昨天，我亦这么走完了大半人生。我没有更早地关注爷爷，他的经历、劳作，他眺望过的海岸、天空。这件事，让我比较伤感。之后，我先去了美国，后来走遍欧亚大陆。终有一天我发现，不少我去过的地方爷爷也去过。我好想问他：80年前，那儿的人是什么表情，和现在是否有很大不同。爷爷一生笔耕，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一种新的学说。按照我的粗浅理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之形成和变迁。在几十年的游历之后，我想对他说：我也仍然关心社会制度，因为这话题有趣，而且决定许多人的命运。


  
可是在我看来，制度首先是一种无言、共享的精神能量。比如我的小学课堂，孩子们出自默契，不约而同地立刻晓得要追捧谁、排斥谁、打击谁，靠的完全是集体无意识和近乎动物性的群体本能。又比如我到美国之后，遇到过一位12岁的华裔女孩，她对我说：以后绝不嫁给黄皮肤中国男人，一定嫁白种人。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那么看着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伪装或者敌意。这才是社会制度，或者说，这才是所谓制度的真实本源。然后才有政治经济学、量化分析、民主或共产主义。


  
1927年秋天，爷爷坐船，顺长江东下，花几天时间，从武汉慢慢漂到南京、上海。我无法想象，85年前的长江水，它静静的波纹，在清晨或者黄昏的天空下，会是一种什么颜色。或许淡漠、灰暗，可是没丢掉千百年来不变的清澈。泥土、水和天的颜色，渗透于各种社会制度的内核；它藏在女人或孩子的眼神里，在一切人们不经意的细节和背景后面。


  
我不以为多数人能够意识到如空气般笼罩着楼房和街道的隐形社会制度，如同面对心有所属的女人，即便拥有丰富的经验或超凡的洞察力，未必就能听懂在她漫不经心的低语背后，毫无迹象地掩饰了什么、省略了什么，又恐惧着什么。


  
爷爷顺江东下之时，中国政局混乱，而爷爷贫困潦倒、生计无着。照今日说法，他是一位政治立场暧昧的年轻退伍军人，而且来自农村，囊中羞涩。那时爷爷26岁，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此无须省略，亦无所谓恐惧。他要翻译的书，是一种新哲学的全版《圣经》。


  
我高中还未毕业，便考上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78年时的中国大学，正是一大群一大群的蓝衣人、军衣人，布袋裤、黑棉鞋。虽说是本科生，岁数都比我大许多，见到党团要员，都一应似笑非笑，做出竭诚恭顺的样子。我那时的公众形象，相比小学时代，大约稍有改善。但我确实再度感悟到了“制度”之强悍，以及类似于“Что-тоне так”的不祥预感。后来我去美国，便慢慢忘却那些人的原本模样、真实模样。


  
1994年10月，我第一次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郊外陈旧破败的火车站外，又见到一长串熟悉的绿皮火车，静卧在荒芜清澈的天空下。不知为何，我眼里一片迷蒙，两行清泪，潸然流下。去美国10年，第一次呼吸到沁透魂魄的松弛与自由。无法理解亦无法说明，为什么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让我如此感动。难以言表的粗蛮、空旷、阴森森的暗影，夹杂着随处可见的萧索与破败。还有宁静、壮阔、率真、缓缓流淌的大河，岸上的白桦树，绿皮的列车。那是一片天地所独有的莫名元素，一种新的内心土壤，独立于帝国兴衰、政治起伏。不能确知，我倒霉的童年、爷爷的影子、20年代的长江水，和70年后涅瓦河上的天空之间，是否有神秘连接，光亮或黑暗的平行交替。然而从那个秋天开始，我和美国的内心缘分，慢慢拖向一个百无聊赖的末尾。那年我32岁，重新领悟到社会制度的本意，自由或不自由的真实区别。


  
埋葬一段初恋，想必相当痛苦。而抛弃青年时代的信念错觉，恐怕要辛苦百倍。我小学时代受过歧视，之后辗转搬迁，总算遇到心花怒放的一片独特天地，无须再证明什么、“融入”什么，哪怕是美国华裔女孩眼里的“成功与自由”。为了维持得来不易的如归之感，肯定掩盖许多、忽略许多，至少对自己。何况俄罗斯拥有那样一段曾经不堪并且继续不堪的历史。因之我想询问爷爷：在30年代，他亦去了英国、德国、日本，有没有恍然大悟原先的某个错觉？或者模糊意识到，一方水土、一块天地，千百年浇灌出来的内心土壤和民族本色，本就千古不变？他以为亟须改变的中华民国制度，是否包括金灰色的麦地、亘古流淌的长江、老迈民族心魂里的干裂泥土、惰散天性？


  
出于正常原因，爷爷的同代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校友张国焘，也曾把北方俄罗斯视为精神故乡。他三次前往朝拜，兼聆听指示。爷爷的老长官蒋总司令，亦于1923年前往考察军事和政工制度。他俩一先一后，循着不同轨迹，都慢慢看出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正是所谓“Что-тоне так”。


  
如此的眼光和预感，只能依靠本能或嗅觉。正如转往新校的孩子，不需任何理由，也能觉察到。


  
爷爷殁于上海，比他的同乡林彪早走两年。有历史文本为证，他二人早没看清或不肯看清的简单事实，亦正是林彪的几位年轻追随者在1970年已经意识到的。从1930年到1970年，中国的历史，千千万万人生离死别，大起大落，如此这般涉过40年的风风雨雨。由此我应当相信，历史决定于制度，或是某一群人，在生命某一阶段的致命错觉？


  
1927年的爷爷，拮据困苦，然而心里充满自尊，为此我敬重他。自小学以后，直到走遍半个地球，我也始终在找寻一份同样简单的为人自尊。对于血脉、泥土和种族，我想不清，从何时开始、以何种方式，它被摔碎、踏入一团烂泥，以至于无法修复和辨认。爷爷来自贫苦乡村，一个凋敝颓萎的中华民国，却不晓得什么叫作缺乏软实力。爷爷没见过我的大学同窗，那些绿军装、蓝布袋裤们；更没见过由之派生，20年后鸟枪换炮的开发人、事业人、崛起人，有了点钱，意气风发，却弄不懂为何不招人待见。每次我和那些哥们儿站成一排，照照镜子，总归还想到Что-тоне так。爷爷自然拥有的，后面那些弟兄何至于没有，并终归无法再有？流淌的大河、凝结的黄土，这是民族、历史的身份；虽然爷爷用自己的一生，介绍马克思理论。


  二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大前提。我17岁时，曾立志做经济学家。后来无所事事，四处游窜，变成一无所长的老色鬼。但是归根到底，我无法赞同马克思的立场。一切高级生命活动、文明、制度、历史，它的起源不是物质，而是心灵。


  
见过一张老照片，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一个女童在黑板上写字，旁边站一位长衫先生。她写歪歪斜斜的繁体：“我爱中华民国，她是伟大的国家；将来我们强盛了，一定不得了。”大战尚未结束，小女孩圆脸蛋上包裹了严肃，但眼中透出无忧无惧的自在，这让我震撼。写的同一种汉语，说的同一个中国，可是她的神情、心境和语气，与如今的爱国者似有本质的不同。爷爷和她来自同一个国家，而我们来自另一个国家，一刀两断、焕然一新。出现一些新词汇，比如“改造”。之后有新的神情和语气，也可以说，换了一颗不同的心。


  
在新中国，我家属于特权阶层。与多数人一样，有过一点挫折起伏，但是谈不上悲惨血泪。爷爷去世后第13年，我出国留学，那年我20岁。说心里话，有机会做美国人，让我欣喜若狂，这意味着从此做一个新人。作为一种剧烈、突然的身份改变，民国变新中国，是否包含类似的精神跳跃？从此改天换地、金光灿灿，大伙儿一块儿变成“幸福的人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部分不赞成者，随败军去了台湾，或流往香港。据说多数留下来的人，还是喜悦、欢迎，乃至于充满希望。然而接下来，先先后后，都有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复杂过程。丢弃原先的谋生方式、惯用的语言，缓慢或迅速地学习做一个新人，所以称为“解放”亦不为过。一两年后，从台湾过来的特工，一张嘴说话，就要露馅，因为不知不觉地，他依然使用变新人之前的惯用汉语。在一个重造身份、改变词语的新社会，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可疑身份。


  
美国也常使用“人民”一词。到这儿来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期望自己“从此站起来”；它是美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不少“移民文学”，作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且通常是女性。她们书写和分享一个脱胎换骨、转变角色的挣扎过程。这些文字毫无例外指向某个相似的最后造型。也就是说，从此拥有崭新的自我。从一条河，跨入另一条河。


  
我已归化入籍，成为美国人。今年就是我到达美国的第30个年头。可是对我来说，这国家变得非常陌生。究竟为何如此，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我在美国盘桓的岁月，占去了一大半人生。但是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有哪个地点或时刻与这片空旷的北美大陆有所关联，这让我特别心痛。如同1969年那副窄窄的、躺着爷爷的担架，和那一列几乎挤不上去的绿皮火车。


  
独一无二的美国，追求幸福，写进宪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无数巨型的购物中心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停车场，星星点点，布满绿色的郊区。在阳光明媚的星期日，购物者们推着小车，神情专注，如同从事一项辛苦的工作。这儿的幸福，超越时空与嘈杂，带有笔直的逻辑性。美国岁月光滑而且重复，像排列齐整的路标，通向下一个加油站，省略所有的记忆或伤痛。


  
在欧洲中部，有一个很小的国家，首都叫布拉迪斯拉发。说老实话，那城市不很漂亮。可是它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像岸上的枯枝，插在我隐隐作痛的心口上。河水有些混浊，但是水面宽阔、平坦，这是著名的多瑙河。不远处有长途车站，每小时一班，去维也纳，车程一个小时。穿过略为破旧的铁桥，沿河走一小段路，然后是荒草绵延、一望无际、温暖、凄凉、几乎透明的绿色旷野。我这辈子最难忘、可算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爱情，就与这段路程相关。有时我闭上眼，觉得她还坐在那趟车上。


  
分手前最后几秒，犹如漫漫一生。也是长途车站，新年前一个深夜。她撇了嘴，大眼眶里涌出泪水。我紧紧搂着她，但终于把她推开，推上车子。心慢慢撕裂。今生今世，无法愈合。活了40多岁，才尝到这种滋味。车开了，远了，看不见了。从第一次相遇，我们便开始分手，一直分了两年。与之相比，我在美国一些年里的挫折和寂寞，无聊至极，微不足道。然而痛苦亦是一声召唤。我和她折返来回，从布拉迪斯拉发到维也纳，后来到柏林，荒草坡、河岸上的欲望、冬夜里的车站、多瑙河的蓝色和灰绿色，和分开后漫无边际的锥心之痛，让我看清自己生命旅程的一个圆心。正如1927年的我爷爷，在缓缓流淌的长江上，看见自己未来的使命。


  
我在寻找一张新的爱情版图，或者称为爱的制度。比如在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不再见到因为失去真爱而痛不欲生的那种神情。在我的地图上，给那片土地涂上一层灰白。因为爱是空气、土壤、能量，如同大自然的生态，可以迅速枯竭，也可能绵延许久。这东西无形无状，可是如果经历过，就能够辨认出来。“哀莫大于心死”，这话可以概括一片地域、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


  
1994年，跟随着莫名的冲动，我去俄罗斯旅行了两个月。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的爱情版图上第一滴绿色的墨点。当时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但我明显感觉到，在许多难以解释的方面，当地男女的情感沟通，从品质到深度都高于美国。后来，那点绿色的墨迹，就慢慢渗透、延展，包括了很大一片地域。在一位地缘政治专家的书上，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概念：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爱尔兰西海岸，存在一个“泛欧亚精神、土壤和生命圈”。这个说法，颠覆了原先我想象的东、西方，和我的这张“爱情版图”却是不谋而合。在爷爷顺江东下的1927年，并不存在那样黑白分明的东、西方。美国很遥远，欧洲四分五裂，还有“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的北方，和虎视眈眈、血盆大口的另外一个东方。虽然国家贫弱，但爷爷那代人渊博敏锐，游历四海者为数不少，何至于无人考察一下情爱层面的地缘版图，这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制度起源于集体的气质与心态。爷爷那一代迎来了一个新中国，但没花时间构思新国家的爱情制度。从宋要武、黄帅，然后到芙蓉姐姐、凤姐，无人能够否认，那些女人的姓名、言语、形态、神情，折射出一种模模糊糊但是无处不在的沟通方式、情感模式。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情人，新中国男性在这种女性能量场的慢性熏陶下，寻找摸索但是无法逃脱某种共同的集体人格。


  
过去这些年，我跟美国女孩子的辛苦沟通，每每让我联想起某位中国老夫子，尝试着与身体健康、坚强果断、略为渴慕小资的女共青团员调情拍拖。正可谓“秀才遇见兵，有话说不清”。新、旧两种语言和制度滋养出来的两个人，要建立男女情感，似乎超级困难。我也没法说清，在伦敦的窄街、布拉格的电车站和基辅山坡上的老树之间，有多少气质或本能上的相通。可是我看见像墨点一样慢慢散开的透明绿色，和夜幕里缓缓行进的火车；还看到她和我一起坐在车上，长久、轻声地交谈，感觉到她的温暖手掌，贴着我的身体。当时我已察觉到，也许哪天各奔东西，不再见面，留下至死不散的苦痛。但是在我心里，已经和新人的幸福永久告别。


  
2012年，四面八方响起类似的沙哑低语：Что-тоне так……远和近，新和旧，恐怕快要重新定义。世界是一条不停改道的灰色大河。聒噪开始沉寂，边界慢慢模糊，我的痛楚仍未消散，但是早已退出东、西方的刚性排列。不论是打红旗、秀美元、喊万岁的新中国，还是无限幸福、人类灯塔的新美国，都太直线，太钢铁。对我来说，心灵不是直线，历史亦不是一段威武的进军。从新大陆走回旧欧洲，我拾捡一个中国男人破碎的自尊。在我身上慢慢苏醒的，是属于爷爷的老中国。我从未真正认识他，但终于感觉到他的耿直、柔韧、优美，他更为宽厚、细腻的胸襟和自信。


  三

  
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在我身上出现了单细胞特征，后来又怎样慢慢地消失？此事不可告人，但是让我思考了很多年。有一阵子，一见到亲亲热热的白人小情侣，我心里就升起黑色的火焰。有时大发雷霆，莫名其妙跟人吵架。或者连续几天闷在屋里，观摩体会某些反常的性爱技巧，还收集了数量可观的情色图片。我有一份工作，偶尔也有贫乏的社交。除了频繁搬家，我生活中并无明显的脱轨信号。跟别人说话时，另一个真实的“我”极少在场，只需背诵台词。社会也并未要求更多。一团冰冷的雾，罩着我的两眼，后面是野花、小道、潮湿的风和弯曲的尸骨。我遁入幽深的幻想世界。小时候爱听的歌、爱看的书，早忘得一干二净。


  
我交过几位女友。其实，即使在出现单细胞症状之后，也还能碰到一些女孩，愿意和我在一起。她们很善良，对我也都挺好，当然最后还是分手。不过，假如在一些关键点上，我能再坚持一两分钟，那么闭上眼干脆结婚，也并非毫无可能。我熟悉惯常的程序：通话，写信，聊天，散步，性交，出现障碍，痛苦分手，等等，而事实上“我”并不在场。


  
到了比较严重的阶段，“不在场”有可能演变为日本式的Hikigomori（家里蹲）。也就是说，身体健康的男人女人，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门，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我个人的情况，没恶化到那种程度。即使在最分裂、最压抑的那些年，我还是不肯放弃生活、交往、恋爱。但最后一个环节，我躲不过去。不论哪一位女朋友，或早或晚，都会在乎这件事。生理上的高潮，我可以达到。不过，在最关键的几秒钟里，我没办法也不愿意注视她的身体，尤其不能看她的眼睛。


  
后来，我知道自己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归根到底，从内心深处，我看出自己不是东西。身上有一股气味，自己都能闻到。在我进入单细胞状态之后，中国有人写了无数行朦胧诗，后来便是中国的经济起飞……有趣的历史与我擦肩而过。


  
90年代初的旧金山，出过两部电影。导演是菲利普·考夫曼，一部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另一部叫《亨利与琼恩》。当时大伙儿都说好酷、好前卫，真性感、真卖座！反共的捷克医生托马斯，每天在布拉格古堡里和不同的酷女人做爱。还有美国来的文学大叔，戴着诗人的圆片眼镜，去巴黎晒酷，并展示他高超的性爱技巧。每到男女主角脱衣亲吻的关键时刻，便播放激情浪漫的亢奋爵士；男主角胸肌爆爆，女主角乳房光光，像一段刻意造型的现代芭蕾。这两部电影走红的那年，我的单细胞状态也攀上嶙峋萧索的黑暗顶峰。那时我没去过欧洲，于是看不清几个简单事实：两部片子都不能反映20世纪的欧洲，只是浓缩聚焦美国小镇中产阶级的甜蜜想象。导演本人是玩“欧洲范儿”的美国犹太人，他和“愿意让自己感觉特欧洲”的美国酷青年一道，剪出来一段陶醉自我的遐想共振。更为致命的问题是：一个被改装和剪接的想象之“场”，在性爱的湿润幻觉中注入微妙的心理转基因。被笼罩在这种幻觉里的童稚男孩，始终无法懂得真东西应该是什么样，以及他自己的身上又缺了什么。


  
2010年夏天，从莫斯科来的卡特琳对我说：“完美性爱是最高的境界，为之愿意舍弃一切。”我寻觅半生的苦涩真理，被一个没读过几本书的小女孩，轻轻松松就说了出来。此事足以证明，女孩比大男人更懂得“在场”的含义。


  
那段不堪回首的单细胞岁月，让我体会到另一种监狱。它无须高墙、电网和囚室，也没有清晰的罪名或刑期。无数男人女人，没有外力强迫，自动自愿退回一种返婴状态。四面八方响着激情摇滚，震耳欲聋，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如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或《亨利与琼恩》中伴随男星女星极品做爱的那种。他们不以为自己是牢里的犯人。


  
我40岁以后遇到的那次真爱，或许结局凄惨，但我告别了单细胞生命，成为一个男人。唯有她真心拥抱了一个最凄惨、孤独的我。她走后，我死了一次。世界变为透明的水晶，罩在冰冷、纤细的蓝光下。封冻已久的记忆，忽然融化。长长的绿皮火车，从山洞里穿出，驶向丰饶的田野。


  
变成单细胞的不止我一人。无人能够逃脱时代，男性正在消失。


  
我的爷爷是一个男人，他坚实，刚韧，顶天立地。造就男人的是泥土、女性和制度，但不是唯物主义的那种“制度”。事实上，男女两性的基本特征都在消退。如果真心爱过，贴近过一颗燃烧的心，就不会忽略这个恐怖事实。孩子会习惯任何一种氛围，他察觉不到有任何反常。在母亲、姐妹、男女同龄者的细密熏染下，男孩子一天天长成他最后的样子。


  
2000年夏末，在加州读中学的俄罗斯女孩达莎，为我录制了苏联国歌。听到那曲子，我觉得自己不会白活。一个遥远、壮阔、苍凉的声音，召唤、等候着我。有过那么一片土地，那里没有华尔街，没有投机商，没有好莱坞的破歌破明星和纽约、旧金山的酷白人，大家一样有房住、有工作、有美好的爱情。我也晓得，后来这些变成了扯淡。在圣彼得堡的上空，有一种特殊的颜色。1917年的大革命，戴了唯物主义的红帽子，但是发射出宗教和末世的蓝光。这亦是单细胞者的救赎之光。从那光泽和歌声里，我闻到雪地和森林的湿润、旷野的率真和神秘，以及内心复活的遥远希望。


  四

  
苏联骤然解体已经21年了，其间种种是非、内幕、来龙去脉，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每一场战争或革命，都有直接的导火线，也有更为复杂的深层背景。多数人会同意一件事：爱不需要任何理由。对俄罗斯的土地和天空，我是一见钟情。爱屋及乌，或是爱乌及屋，都不重要。相关的历史资料，还有文学、社会报道等等，我都有兴趣，也尽力浏览。关于1991年的解体，我提一个自己的观点：人们不爱苏联了！就是这么简单。爱是不可以强求的。


  
“不爱这个国家了”，这话很重，很难说出口，哪怕用很轻的声音，只对自己说。它像尖利的鱼刺，生锈的刀片。但是生活和历史，会把这话摆在每个人面前，在恰当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2012年12月，依照近年固定下来的周期、频率和规模，美国东岸一个小镇又发生枪击案件。这一回，打死20多个六七岁的男孩女孩和几位老师。不能说我对此事无动于衷，我爱孩子和动物，心也是肉长的，但确实感到毫不意外。孩子们死了，官员和专家又要开始叽叽喳喳、这个那个地讨论。当然只是个案，美国人还是很幸福、很伟大的——他们一定都会这么说。


  
苏联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东正教、大草原、群星一般灿烂的小说诗歌、欧洲大战、列宁、克格勃，等等；是非成败，错综复杂。美国也有自己的故事。事实上，每个民族的历史、身份感和语言方式，都包含外人难以洞悉的深层逻辑，也可以称为“共享的精神能量”。它缓缓流淌，犹如弯曲的长河，混浊、幽深；从潜潜暗流中，时而溅出血色的浪花。从一个比较熟悉的水面上，很难揣测清楚另一条陌生河流的颜色和形状。所以，中国的故事、苏联的故事、美国的故事，各自源流深长，或许也暗藏杀机。相互之间，未必有多少可比性。


  
2000年年底，我下了最后决心，一定走出美国，去发掘更广阔的内心空间。是的，我觉得在美国很不自由，陷在一个纠结、分裂而又特别肤浅的中美二重奏里边，尤其不自由。当时我尚未摆脱比较严重的生存困境，还有感情困境。通通置之不顾了。感谢上苍，给了我最后那点行动的勇气，让我起死回生。


  
我没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只是清清楚楚觉得，继续那样在美国待下去，我会萎缩、破碎、沉沦。而且，因为性格偏执好胜，有极大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疯子。或许还不至于买把冲锋枪上街“突突”陌生人，可能只是每天坐在图书馆自言自语，或者同几个相似的老疯子一道自言自语，但是距离“突突”的境界，不会很远。我没做过更科学的问卷调查，但是可以扶着一本《圣经》向天作证：在1999年秋天的旧金山，有过两位基本上正常、和善的成年人（一男一女，互不相识，国籍不同，30多岁），向我表达过类似想法（真想拎把枪上街，“突突”了丫挺的）。当然，他们是在开玩笑。无论如何，倘若在这样的场合，还不适合使用Что-тоне так这个短句，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能够适用。


  
所谓单细胞生存，指的是这么一种状况：无以言状、难以形容的疏离、绝望、僵冷、孤独，难以预料、偶尔突发的暴怒。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的逻辑，比如改革新思维、古拉格群岛、和谐社会、经济起飞、公民议政等，都无法解释这种新情况。它不是政治苦恼、经济苦恼，而是我从血肉、骨髓中听到的嗡嗡低语，无面目、无神情、呆滞、恐怖的存在性苦恼。都要成疯子了，你给我学位？给我市场经济？美国3亿多人口，定期服用新款、旧款各种抗抑郁处方药的轻、重心理病患者，至少四分之一。近年来，服药者中增加了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甚至儿童，是父母遵照医嘱劝导或强制他们服用的。


  
几年之后，我彻底好了。一些可怕症状彻底消失。我没力气去回忆当时那些离奇感受，也很奇怪为何自己没及早抽身，却在那儿纠结挣扎，还自我分析了好多年。分析是没有用的，换一口空气，换一片天地，换一群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我的痊愈和爱有关，但不单指男女恋爱。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森林、落叶、极光、黄昏中的悬崖、小姑娘的脚踏车、德国车站卖的红色香肠、山坡上的木教堂、伦敦小巷深处的快餐店、哈瓦那西郊树林子里的艺术学院、肮脏的堤岸、灰色的大浪，当然，还有绿皮火车。俄罗斯总归是起点或者终点。它的残破、怪异、潮湿，夹杂着春风一般飘逸的宽阔、邈远和明朗。每次回到俄罗斯或乌克兰，总会从四面八方感受到某种神秘和无理性，如同曲调不明的音乐，在寒冷大气中冉冉流淌。没有什么经营管理学的专业词汇，可以准确界定那种融化的、自由自在的流动感。在南欧的葡萄牙、意大利，中欧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欧亚交界处的土耳其，中美洲的墨西哥，都会呼吸到各不相同、难以言表的空旷、回音和迷醉。唯一可信的结论是，那些无法界定的音响和气息，来源于某种隐匿天地间的神迹——这就是深层语言。每一块土地，都有不同的深层语言。政治变化只是一些大词，而听见深层语言，会让一个人懂得，在哪儿他会变成疯子、死人，在哪儿又能活回来。


  
2001年9月，发生飞机撞大楼的恐怖事件。之后10年，美国在各方面飞速坠落。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将全部希望寄予美国，从经济复兴到文化皈依，显得多么可笑。10年中，某一种特定视野和话语自我爆炸、悬空、虚拟化，终至于枯萎、缩小。当今美国一般地方性报纸电视，根本就是废纸噪音。即便是《纽约时报》，也未必就比《环球时报》给人更多的阅读快感。过去20年，美国的基金会也捧出了几个本土作家，他们专精于晦涩难懂的语言游戏，虽然读者寥寥，但是能够捕获具有自闭倾向的一小群中年追星者。在更广阔的大众市场上，粗鄙恶俗的巨潮如山洪暴发、势不可当。到了2012年，绝大多数美国书店关门大吉。还保留阅读习惯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极低。而美国的评论家、旅行家、摄影家、专栏作家和教授们，对于本国城市社区、娱乐休闲、男女恋爱、媒体读物中明白无误的贫乏趋势，保持奇怪的集体沉默。


  
1978年，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发表过一个讲演，过了34年，重读一遍，还是有点意思。那时他已经点出了大众传媒的隐蔽洗脑，也不客气地直言西方文化整体萎缩，集体人格趋向于猥琐、焦虑、平庸。可贵的是，作为流亡者的他，有勇气坦率承认，当代西方不能成为日后苏联转型的理想范本。


  
时至今日，前东欧异议者群体在人格上的坚韧、丰满与虔诚，仍然让我震惊并肃然起敬。而历史从日后演变中接二连三甩到他们墓碑上一记又一记沉闷的耳光，也真是足够酸楚、残忍、黑色幽默的。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失去了一段毕生难忘的酸楚爱恋，也觉得自己终于长大。作为一个成年男性，出于好奇，也为了测验新长的皮肉还有免疫能力，我又拎着包回到美国。之后断断续续，一直住到今天。在那儿已经、正在并将要发生的一切，都不出我的意料，除了下坠的速度。


  
心里边出了问题，不再说人话，爱的能量发生错乱，爱的制度停止运转。历史上别无先例，因为美国已达到人类顶峰，剩下的全是细节。


  
今日北美新大陆，不论东南西北，总归是那么一副表情、一套面孔：单薄、浮夸、自负、弱智。美国将自己变成了一段启示录，一片《旧约》中的圣地，脱离地球的诺亚方舟。老欧洲的文明和历史，早已从它视野中消失；老欧洲的情感和沧桑，亦从心中抹去。


  
总而言之，我没力气慢慢去解释后现代主义的各套理论，用无数把纤细然而锋利的手术刀，拆解一切既往的符号、语言和人类自我身份。推而广之，就是消解、拆散一切精神和审美符号，取消它们的绝对性。过去30年，西方各种文化力量唯一达成了的目标，就是在自己内部，尤其在美国，拆解、废弃了传统性别角色，还有传统男女爱情。


  
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成百上千种新的主义实验，什么吸大麻主义、摇滚乐主义、同性恋主义，不一而足。真正留存下来的，靠左边的是女权加同性恋，靠右边的是“市场万能”的新自由经济学。两种东西延展、妥协，内化到无数人身上，形成神经质一般的自恋、纵欲，又无时无刻紧张、孤独的病态组合。此乃当代西方俯拾皆是的典型个性，遍及男女老少、庙堂街头；个个如此，久而久之，显得分外无助、无聊。二三十年一晃而过，人都老了。强悍和尊贵，作为人生品格，不再属于今日西方。


  
贫富极度悬殊，文化精神生活虚假凋敝，日常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极度规整、刻板、隔绝、孤寂的国度——这是今日的真实美国。无限度物质扩张被提炼为一种新的集体共同身份，除了大众娱乐语言、心理咨询语言，还有技术、数字和管理语言之外，在人与人之间，似乎再没别的交流形式。


  
1991年“自由”的胜利，意味着人类的一大部分彻底臣服于这种生活方式。一切历史文化、共同情感，全部归纳为标准化、程序化的经营对象。看似五光十色，事实上荒芜心灵、摧毁环境，让千百万人围着一个荒谬、虚幻、永不可达的目标，终生苦难行军，任劳任怨，不发怨言。


  
索尔仁尼琴毕生思索俄罗斯灵魂的内在实质，以我的俄文水平和阅读能力，没资格就此话题多说什么。显然，主导解体后俄罗斯进程的，不是他推崇的传统东正教精神。不论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以我的个人经验，没觉得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整体处处招人讨厌。对于若干其他族群，则无法如此乐观。


  
10年中，我稀里糊涂走过的路——英国、德国、东欧、俄罗斯、东亚，恰好是马克思学说在欧亚大陆的传播路线。冥冥之中的安排如此奇妙，让我惊叹。从思想上追随这条路线，完全不是我的初衷。我这代人注定了还要见证天翻地覆的改变。我没找到新的理论，但是听到断断续续、逐渐远去的歌声。爱不会死亡，而理论像枯败的树叶，在生与死的广阔田野上，被吹散了。

后记


  民族固有的美

  
迄今没去过日本，我引为巨大的遗憾。好几次到了门口，终归阴差阳错，失去了机会。我半生漂泊，但是留恋汉字。临近五十岁了，开始操练荒疏多年的母语，未曾想到还能表达一些意思。我以为汉字的美感，和传统日本的审美，有着深刻的联系。


  
20年前，初次拜读川端康成1968年的诺奖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心里有绵延不绝的感动与震撼。川端的文体，玲珑晶莹，有如冰雪、草木和四季；悲凉纤细，洞穿生死，却浸润着与天地万物大自然同在的飘忽挚爱。


  
在另一篇简短的散文里，川端先生转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日演说。据说，年事已高、不久于人世的老人，对日本听众们这样说：“每个民族，都有义务将自身最上乘、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奉献给世界；那就是它的伟大胸怀和高贵的灵魂。假如什么都不表达，则不可原谅；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之不会宽恕。”


  
川端先生还说：“国家命运兴衰无常。最后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固有的美。”


  
那是1993年秋天，我人生旅途的一个低谷。川端先生的文字，加重了我的悲哀。那一段时间的我，跋涉爬行于困顿、颓丧的深渊，而且似乎身患绝症。可是病痛和绝望给了我不同的目光，让我平静、坦然。游历四海的念头，就在那时产生。


  
那时候的美国，尚未如同现今，让我找不出多少温暖、美好的词汇去形容它。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听自己热爱的乡村老歌，比如约翰? 丹佛《献给安妮的歌》（你注满我的心魂，像森林里的阳光），还有卡朋特（Just Sing，Sing a Song）。直至今天，我仍然愿意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如同电影《阿甘正传》开始时那一片款款落下的羽毛。她的灵魂未死，不是只剩下灰黄的空壳。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对他的使徒说：你们是山上的灯火、大地上的盐。一旦灯光黯灭、咸味消失，你们就是砂石泥土，无声无味，被人踩在脚下。耶稣讲的，是心的依托、灵魂里的真挚。美即是爱，爱即是光。哀莫大于心死。


  
丧失美的民族，是最悲哀的民族。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会自我毁容，践踏大地、森林、河流，谋杀自身固有的美。最终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何美从一片土地上消失，也从当地居民的脸孔上消失。中国总有人念叨过去或现在的贫穷。而65年前的日本，是一片有毒的废墟。大战结束时，川端46岁；他对朋友说，要“沉没到日本自古的悲哀中去”。瘦小、纤弱、来自战败的岛国，可是，在他的文字、人格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猥琐或者虚矫。


 

  
我这些拙劣的散文，描述身份的困惑、对爱的追寻、也“唱衰”美国和整个西方。关于最后这部分，我的表述过于个人化；也许可以更加冷静、宽阔。表达能力有限，这是主要问题。除此之外，我藏匿、隐瞒了一张秘密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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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那么一个阶段，我发现自己很容易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攀谈，乃至于“自来熟”。在境外遇见，还会有隐隐约约的亲近感。要说老乡见老乡，可能肉麻一些，但有那么一点儿意思吧。不过，从2005年到2007年间，那个感觉消失了。从那时到现在，我没结交哪怕一位新的美国朋友。


  
20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在我身上慢慢积累起一种融入感，似乎或多或少，在情绪和思维方式上，我和不少美国孩子心有灵犀。可是忽然之间，那份默契烟消云散。2002年，我和第一位俄国女友分手，辗转到了捷克。问题从那儿开始。头两三年，主要在布拉格，后来又去了柏林和维也纳。我很快意识到：在那两三座城市，尤其是2005年后的柏林，聚集了数量可观的美国人，主要是青年和中年。一般而言，他们装扮入时、行为邋遢、故作风雅、无所事事，并且态度骄横。到后来，我一看见这些人，就本能地远远走开。


  
不能否认，我对世界的看法和立场，有了一个彻底转变，从历史文化、国际政治，到身份认同，起因就是柏林的那些美国孩子。自从1983年我到美国之后，头一回遇到如此普遍、没来由、赤裸裸的排斥和敌意。一开始我真的蒙了。这究竟为何？美国不是这样的呀！


  
情况发生了颠倒。在八九十年代，我一直觉得美国人都挺友善，尤其是作为抽象群体，陌生人。但是具体到个人，尤其是一些让我心动的姑娘，总归会有些说不出来的障碍。我很想逾越这个障碍，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可笑的心理情结。而在2007年后的柏林，我不再惧怕单独交流，只要给我机会，一两分钟的目光对视，随便说点什么。而那份不友好的感觉并不来自具体个人，它在空气中漂浮，弥散为无声、无言的集体能量。每次走进美国酷孩子们聚集的餐厅酒吧，都会立时察觉到这个能量，比北京上空黑色的雾霾，要更浓厚刺眼。而我年长了20岁，见过一些世界，不再是当初那个腼腆、局促的大陆留学生，我能辨别不同的眼神和表情。


  
有时侯，简直想走上前去，拉着他们的手，直截了当问一声：孩子，我哪儿得罪了你们？为何这样看我？我猜想，他们会做出很诧异、很无辜的样子：什么？哪儿啊？您这位大叔，精神有问题吗？


 

  
2011年春天，中国到处唱红歌。祖籍德国的美国犹太政治家、中国政府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据说也去重庆参观，之后大表赞赏，直说新中国应该有文化身份，道德精神很重要。当时我人在柏林，北京《新世纪》周刊来催稿，然而我自觉灵感枯竭。后来绞尽脑汁，瞎编出一篇或许牛头不对马嘴的《新三桶》。对国内思想界郑重推出的“通三统”理论和蒸蒸日上的唱红歌运动，表达不乏善意的一点点嘲讽。


  
那两三个月里，红歌的盛行让我联想起另一个悠久而且痛苦的话题——作为红色大陆中国的后裔，怎样理解“民族固有的美”；怎样面对我们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在暖风习习的柏林之春，满大街扭捏作态的美国酷青，数量和密度骤然增多。而我对他们的厌憎和反感，亦攀升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为撰写那篇题为《新三桶》的荒诞文章，我重新研究并思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大院文化”。年轻人总要折腾点儿事，总要闹些反叛，从红卫兵大检阅到798、鸟巢、SOHO、大裤衩，在话语和审美风格上，未必存在刻意的连续性和一体性，但是总归彰显了某一个地方、某一种口音的中心意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精神特权、文化定义权。占据中心的模糊人群，从青涩少年到奸诈老年，对这份特权会有本能的体悟，会竭力翻新并维护之。


  
从地图上看，从柏林、维也纳、基辅到伊斯坦堡那么一个狭长四边形，在过去一两百年中，终归是一块是非之地；语言、宗教传统、文化身份、集体审美和民族气质犬牙交错，相互缠绕，边界数次重划。也可以说，这片幽绿色的土地，是身份角逐的前沿阵地。为了理解一波又一波涌到柏林的小酷青们属于何方“大院子弟”，也为了疏解自己的严重不快，我开始研究欧洲各族群之间的复杂历史。我能辨出某些特殊口音，长岛，布鲁克林，曼哈顿上城。大约20年前，我和他们的师姐辈在曼哈顿一道混过。后来，在莫斯科飞纽约的班机上，我还会见到从特拉维夫转机过来的乘客，也是同样的特殊神情、纽约口音。


  
几百年的宗教纠纷、族群纠纷、人口迁移、文化演变、热战和冷战，这些问题太悠久、太复杂，我不敢妄下结论。从纯粹主观角度，我已确知问题出在哪里——我是指在我和小酷青们之间。比如说，我知道在他们中间，许多人的祖辈来自这片狭长的四边形是非之地，以乖戾、激进、任性的顽少姿态，象征性地对柏林实行重新占领，以标举、捍卫一套正在稀释和萎缩的文化特权与精神优越权；在一个话语含混、债台高筑、共同身份开始解体的“西方空间”，孩子们实行另类扮酷式西方版“通三统”，如同北京大院子弟在红色暴力消退的赚钱时代，以“顽主”和“玩先锋”的方式，伸张并重新确认自己的口音优越、血缘优越。


  
地位受到威胁时，人的反应是直觉、本能的。社会体制中的大人会尽力掩饰，初出家门、体验自由的青少年，则倾向于坦率表露，也未必辅佐以明确观念或意识形态。以我这种肤色、背景和语言经历，在中欧、东欧那块历史文化是非之地穿梭流窜，恐怕是无意中揭开了一张我不能也不该掀开的，专属“那些人”的身份底牌，所以领受了他们的无尽敌意。假如我的视野、趣味甚至外表形象更接近于，比如说2012年第一位中国诺奖获得者，也许小酷青和他们的长辈们会对我友善很多。因为在一个大伙默契的文化符号食物链上，给我的肤色和种族，就是特地留了一个那样的位置。于是我在柏林的经历，和关于“民族固有的美”那样一个悲伤的话题，就是有了暧昧、黯淡的联系。


 

  
2012年底，我回北京商讨此书出版事宜。在黑雾降临的前一个星期，我一时兴起，借“小三通”之便，邀朋友一道从厦门坐船去了金门岛，看了沙滩边展览的机枪、碉堡、大炮和坦克。因为是昔日战地，金门岛没被过多开发，四处郁郁葱葱、清风扑面。我坐在铺着青石板的小路边，旁边是一幢空空的寺庙和传统闽南式小楼，过了很久，很久，才有一个长发女孩骑着电动摩托徐徐驶过，留下灿烂的笑。


  
我在沙滩边上眺望对岸，绿色的海浪，林立的高楼，还有裹在那些楼群上空，一层薄薄的黄雾。家乡和童年，近在咫尺，却已无迹可寻。我心情格外复杂，想来想去，心里却只浮出“谢天谢地”四个字。到傍晚，又坐船返回那边。忽然，轰轰隆隆挤上来一大群人，一看那神情嘴脸，无法再说什么，只好扭头朝向窗外，望着渐渐黑下去的大海。


  
谈到国际政治，一般人愿意把英国美国算同一边。当然，在一些宏观议题上，似乎前者对后者亦步亦趋、俯首帖耳、摇摇摆摆如小哈巴狗一般。但我多次从纽约到伦敦，深刻感受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从气质、心态到日常生活。以美国的物质基础而论，要建立一种更接近北欧的社会主义式的平和生活，不致太过犯难。可他们偏就愿意这样过。你若建议向纽约犹太富人多征两块钱税，住在中西部农村的穷白人要和你拼命。他们的房子被银行没收，领着失业救济，却挥舞星条旗，要自豪，要爱国，要誓死捍卫犹太富人把小崽子们送去欧洲装逼晒酷的自由权利。


  
隔岸的厦门，算是我的家乡——故土，河山，人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问君更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对这个家乡，我心里不剩下多少眷恋。天地间，有一种东西，叫作人心。强硬伪装没有用的。从西方走回东方，我慢慢得出了一个不很乐观的结论：“衣食足而知荣辱”这说法，并不可信。一个庞大人群，即便拥有选择，亦不一定会去追求更优雅、宁馨的生活，有时候他们宁肯践踏美好，为了维护某种病态自尊。政治或其他大符号不能说明什么，当初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亦是一种美好理想，和那种“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脏兮兮、恶叨叨的东西，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春去秋来，河东河西，三十年家国；高楼，汽车，垃圾，黑色的水，秃秃的山，粘粘的气；寡廉鲜耻，恃强欺弱，死皮赖脸铺天盖地。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集体无意识与某种权力体制同构、固化。巨型列车轰轰隆隆，不可阻挡，驶向它该去的地方。而这些人居然每天嬉皮笑脸。哎，拜托，您的子孙不要喝这口水吗？去他奶奶的，他用眼神告诉你，老子不管！好的，不管就不管罢。不过，一点都不美啊，真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如一拍两散吧。


  
对了，在金门岛上的最后两小时，我参观了“经国先生纪念馆”。馆外是青青松柏、长长沙路，以及来自远处、微弱的涛声，非常温馨、洁净。据说金门居民对经国先生有一份特别情感，所以修了这个馆。


  
我想，经国先生到晚年，应该意识到，在他的有生岁月，不会再见到长江、黄河，亦不会再有“青海的草原，永远看不完” 之感喟。而他致力推动的政治转变，或许意味着一套符号、一种盼望和一个文化身份的永远消逝。以后这面旗子，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曲终人散，戏唱完了，就拉下铁门，撤下牌子，不再死死强迫大家坐在一个空空的戏台下面。让大伙各自去生活吧。经国先生留下的，是华夏民族固有的美，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仁”吧。


 

  
王昭阳


  
2013 年2 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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